忽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像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
登时见了血。
他一手扶住了讲桌。
后面的人全往外跑。
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
他还勉强地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到我屋里去！”
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
到了屋中。
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地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
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
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
他笑了。
低声地说：
“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
我怎能走呢——校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
过夜。
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
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做“苟事”
，或是“狗事”
；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
我们只好离开他。
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
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
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
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
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像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
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