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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两个舅舅终于把家给分了。雅可夫舅舅分在了城里，米霍亚分到了河对岸。
外祖父在波列沃伊大街上买了一所很有意思的大宅子：楼下是酒馆，上面有阁楼，后花园外是一个山谷，到处都是柳树棵子。
“看见了没有，这可都是好鞭子！”外祖父踩着融化的雪，指着柳树条子，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威胁我说，“快到教你认字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鞭子就更有用了。”
这个宅子里到处都住满了房客，外祖父只给自己在楼上留了一间，外祖母和我则住在顶楼上。我们的窗户朝着大街，每逢节日或平日的夜晚，都可以看见成群的醉汉们从酒馆里走出来，东摇西晃，乱喊乱叫。有时候他们是让人家从酒馆里扔出来的，他们在地上打个滚儿，又爬起来往酒馆里挤。哗啦，吱扭，嘎吧，哎哟，一阵乱七八糟的响声陡起，他们开始打架了！站在楼上的窗户前看这一切，是那么好玩儿！
每天一大早，外祖父就到两个儿子的染坊去转转，打个帮手。晚上回来，他总是又累又气的样子。
外祖母在家做饭、缝衣服、在花园里种种地，每天都忙得团团转。她吸着鼻烟，津津有味儿地打上几个喷嚏，擦擦脸上的汗，说：“噢，感谢圣母，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了！瓦廖沙，我的宝贝儿，咱们过得多么安宁啊！”
安宁？我一点也没觉着有什么安宁！一天到晚，房客们在院子里乱哄哄地来来往往，邻居的女人们经常跑过来，说这个说那个，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总有人喊：“阿卡列娜·伊凡诺芙娜！”
阿卡列娜·伊凡诺芙娜对谁都是那么和蔼可亲，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人。她用大拇指把烟丝塞进鼻孔，小心地用红方格手绢擦拭一下鼻子和手指，开了口：“我的太太，防备长虱子，就要常洗澡，洗薄荷蒸气浴！长了癣疥也不要紧，一勺干净的鹅油、一点点水，三两滴水银，放在碟子里，用一片破洋瓷搅七下，抹到身上就行啦！千万不能用木头或骨头来研，那样水银就毁了，也不能用铜或银的器皿，那样会伤皮肤。”有时候，她稍一沉吟，而后说,“大娘啊，您去彼卓瑞找阿萨夫吧，我回答不了您的问题。”
她为人家接生、调解家庭纠纷、给孩子们治病，背诵“圣母的梦”（据说女人背会了它，可以交上好运），介绍一些日常生活的常识：“黄瓜什么时候该腌了，它自己会告诉你，那就是没了土性子气，就行了。格瓦斯要发酵以后才够味，千万别作甜了，放一点葡萄干就行了。如果放糖的话，一桶酒，最多放上半两糖。酸牛奶有很多做法：有西班牙风味的，有多瑙河风味的，还有高加索风味的……”
我整天跟着她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跟她串门，有时候她在别人家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茶，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总跟着她，几乎成了她的尾巴。
在这一段生活的记忆之中，除了这位成天忙个不停的老太太，我的脑子里就是空白了。
有一回我问外祖母：“你会巫术吗？”
她一笑，沉思了一下说：“巫术可是一门学问啊，很难的，我可不行，我不认字儿！你看你外祖父，他多聪明啊，他认字，圣母没让我聪明！”
然后她讲起了她自己的故事：“我从小就是孤儿，我母亲很穷还是个残废！她做闺女时让地主吓过，晚上她跳窗户，摔残了半边身子！她的右手萎缩了。这对于一个以卖花边为生的女佣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地主赶走了她。她到处流浪，靠乞讨为生。那个时候，人们比现在富有，巴拉罕纳的木匠和织花边儿的人们，都很善良。每年一到秋天，我和母亲就留在城里要饭，等到天使长加富里洛把宝剑一挥，赶走了冬天，我们就继续向前走，随便走到能看到的地方。去过穆罗姆，去过尤列维茨，沿着伏尔加河往上游走过，也沿着静静的奥卡河走过。春夏之后，在大地上流浪，真是一件美事儿啊！青草绒绒，鲜花盛开，自由自在地呼吸着香甜而温暖的空气！有时候，母亲闭上蓝色的眼睛，唱起歌儿来，花草树木都竖起了耳朵，风也停了，大地在听她歌唱！流浪的生活实在是太好玩了，可我逐渐长大了，母亲觉得再领着我到处要饭，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我们就在巴拉罕纳城住了下来，每天她都到街上去，挨门挨户地去乞讨，逢到什么节日，就到教堂门口去等待人们的施舍。我就坐在家里学习织花边儿，我拼命地学，想学会了，好帮助母亲。两年多的时间，我就学会了，在全城都有了名，人们都知道来找我做手工了：‘喂，阿卡列娅，给我织一件吧！’我特别高兴，像过年似的！这当然都是妈妈教得好了。尽管她只有一只手，不能操作，可她很会指点，你要知道，一个好老师比什么都重要！我不由自主地就有点自满了，我说：‘妈妈，你不用再去要饭了，我可以养活你啦！’她说：‘你给我闭嘴，你要知道，这是给你攒钱买嫁妆的！’后来，你外祖父出现了，当年，他可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才22岁，就当上了一艘大船的工长了！她母亲仔细地审度了我一番，认为我手挺巧，又是讨饭人的女儿，很老实。她是卖面包的，很凶……唉，别回忆这个了，干吗要回忆坏人呢？上帝心里最明白。”说到这儿，她笑了，鼻子可笑地颤动着，眼睛里闪闪地放着光，这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我还记得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和外祖母在外祖父的屋子里喝茶。
外祖父身体不好，斜坐在床上，没穿衬衫，肩上搭着一条手巾，隔一会儿就要擦一次汗。他声音喑哑，呼吸急促，眼睛又暗又绿，脸色发紫，耳朵又通红得可怕！他去拿茶杯时，手一个劲儿地哆嗦。
这种时候他人也变得温顺了：“怎么不给我加糖啊？”
他这口气简直像个撒娇的孩子。外祖母温和而又坚决地告诉他：“你该喝蜜！”
他喘着气，吸溜吸溜地喝着热茶：“好好看着我啊，可别让我死了！”
“行啦，我小心着呢！”
“唉，要是现在就死，我感觉就好像还从来没有活过呢！”
“好啦，好好躺着吧，别胡思乱想了。”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许久。突然好像针扎了一下，睁开了眼睛，自言自语地说：“雅希加和米希加要快点结婚，也许老婆和小孩可以让他们老实点，你说呢？”
于是，他就开始数落城里合适的姑娘。外祖母不吭声，坐在那儿一杯一杯地喝红茶。我靠窗坐着，仰头望着天空的晚霞——那时候，我好像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外祖父禁止我到屋外去玩。
花园里，甲壳虫围着白桦树嗡嗡地飞。隔壁院子里的桶匠正在工作，咚咚地响。还有霍霍的磨刀声。花园外边的山谷里，孩子们在灌木丛中乱跑，吵吵声不断地飞过来。一种黄昏的惆怅涌上心头，我非常想到外面去玩。
突然，外祖父拍了我一下，兴致勃勃地要教我认字。他手里有一本小小的新书，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来来来，小鬼，你这个高颧骨的家伙，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我回答了。
“啊，对了！这个呢？”
我又回答。
“不对，混蛋！”
屋子里不停地响起了他的咆哮：
“对了，这个呢？”
“不对，混蛋！”
“对了，这个呢？”
“对了，这个呢？”
“不对，混蛋！”
外祖母插嘴道：“老头子，你老实躺会儿吧！”
“你别管我！我教他认字才觉着舒服，否则老是胡思乱想！好了，往下念，阿列克塞！”外祖父用滚烫的胳膊勾着我的脖子，书摆在我的面前，他越过我的肩膀，用指头点着字母。他身上的酸味、汗味和烤葱味熏得我喘不过气来。可他却自顾自地一个接一个地吼着那些字母！
“земля”像一条虫子，“глаголь”像驼背的戈列高里，“я”则像外祖母和我，而外祖父则有字母表中所有字母共同的东西。
他把字母表颠过去倒过来地念，顺着问、倒着问、打乱了问。我也来了劲儿，头上冒着汗，可着嗓子喊。他可能觉着可笑了，拍着胸脯咳嗽着，揉皱了书，哑着嗓子说：“老太婆，你听听这小子的嗓门有多高！”
“喂，喂，你这个阿斯特拉罕打摆子的家伙，你喊什么？嗯，喊什么？”
“不是您叫喊的嘛……”
我看看他又看看外祖母，感到很快乐。外祖母胳膊支在桌子上，用拳头抵着腮帮子，含着笑说：“好啦，你们都别喊了！”
外祖父和缓地说：“我喊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你呢？为什么？”
他并没有等我回答，摇着头对外祖母说：“死了的妮坦列娅说他记性不好，这可没说准！你看看，他像马似的记路！好啦，翘鼻子，继续念！”
我又高声地念了下去。最后他开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了下来。
“好，把这本书拿走！明天，你必须把所有的字母念给我听，都念对了我给你5戈比！”
我伸手去拿书。他却就势把我拉到了他的怀里，郁郁地说：“唉，你母亲把你撇在人世上受苦，小鬼啊！”
外祖母浑身一抖：“老头子，你提这个干吗？”
“我其实不想说，可是心里太难受了！多好的姑娘啊，走上了那样的路……”他突然一推我，说，“玩儿去吧，别上街，就在院子里，花园里……”
我飞似的跑进花园，爬到山上。野孩子们从山谷里向我掷石子儿，我兴奋地回击他们。“噢，那小子来啦，剥他的皮！”他们远远地看见我就喊了起来。一个对一大群，尤其是能战胜那一大群，扔出去的石子儿百发百中，打得他们跑进了灌木丛，这太让人高兴了。这种战争大家都无恶意，也不会留什么仇隙。
我认字认得很快，外祖父对我也越来越关心，很少打我了。依以前的标准，其实他应该更勤地打我：因为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破坏外祖父制定的行为规则，可他经常只是骂两声而已。我想，他以前打我一定是打错了，打得没道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他把我的下巴一托，托起我的脑袋，眨巴着眼，拉着长腔问道：“什——么？”然后他就笑了，“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知道我打了你多少次？快滚！”可他又抓住了我的肩膀，盯着我的眼睛，“唉，我说你是精还是傻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好，我告诉你。要学着精一点儿，傻就是愚蠢，精就是聪明！绵羊傻乎乎的，猴子就很精明！好啦，记住！玩去吧……”
不久我就能拼着音念诗了，一般都是在吃过晚茶以后，由我来读圣歌。我用小棒子在书上来回移动着，念着，很乏味。
“圣人就是雅可夫舅舅吧？”
“我打你脑袋，让你明白谁是圣人！”外祖父气呼呼地吹着鼻孔。
我已经习惯他这副生气的样子了，觉着有点假模假式的。看，我没错吧，过了一小会儿，他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唱歌的时候他简直是大卫王，可干起事儿来，却像恶毒的押沙龙！”
“啊，又会唱又会跳，花言巧语的，跳啊跳啊，能跳多远？”
我不再读诗，仔细地听着，看着他阴郁的面孔。他眯着眼，从我头顶望过去，看着窗外，他的两眼忧郁而又温和。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染过色的指甲闪着光，金黄色的眉毛抖动着。
“外祖父！”
“啊？”
“讲个故事吧！”
“懒鬼，你念吧！”他揉了揉眼睛，好像刚刚醒过来。
可我认为他更喜欢的是笑话，而不是什么诗篇。不过，所有的诗篇他几乎都记得，他发誓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高声念上几节，就像教堂里的助祭念祷词似的。
我反复地央求他，他终于让了步。
“好吧好吧！诗篇永远都在你身上，我快要去上帝那儿接受审判了……”说着，他往那把古老安乐椅的绣花靠背上一仰，望着天花板，讲起了陈年旧事，“很久很久以前，来了一伙土匪。我爷爷的爸爸去报警，土匪追上了他，用马刀把他砍死了，把他扔在了大钟的下面。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记事儿是在1812年，那会儿我刚12岁。巴拉赫纳来了30多个法国俘虏。他们都很矮小，穿得破衣烂衫的，连要饭的都不如，他们全都冻坏了，站都站不住。老百姓围上去，要打死他们，可押送的士兵不让，把老百姓都赶回了家。可后来，大家和这些法国人都熟了，他们是些快乐的人，经常唱歌。后来，从涅日涅来了一大群老爷，他们都是坐着三套马车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打骂法国人，态度很不好；有些人则和蔼地用法国话和他们交谈，送给他们衣服，还给钱。有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哭了：‘拿破仑可把法国人给害苦了！你看看，俄国人心眼多好，连老爷们都怜悯我们……’”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手摸了一下头，努力追忆着过去的岁月。
“冬天里，肆虐的暴风雪横扫城市，酷冷严寒，简直要冻死人！法国俘虏们这时候就会跑到我们家的窗户下面跳啊、闹啊，敲玻璃，他们向我母亲要热面包。我母亲是卖面包的。她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一把抓过来就揣到了怀里，那可是刚出炉的东西啊！他们居然一下子就贴到了肉上！很多法国人就这么冻死了，他们不习惯这么冷的天气。我们的菜园里有间浴室，那里面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叫米勒。军官奇瘦无比，皮包着骨头，穿一件只到他膝盖的女式外套。他为人很和气，可嗜酒如命。我母亲偷着酿造啤酒卖，他总是买了去大喝一通，喝完了就唱歌。他学会了点俄国话，经常说：‘啊，你们这儿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这种话我们可以听懂。是啊，咱们这块地方可不如伏尔加河下游，那里暖和多了，过了里海，一年四季不见雪。《福音》、《使徒行传》都没有提到过雪和冬天，耶稣就住在那儿……好了，读完诗，咱们就读《福音》书！”
他不吭声了，像是睡着了，斜着眼瞪着窗外，更显得他瘦小了。
“讲啊！”我小心地说。
“啊，好！”他一抖，接着说：“法国也是人啊，不比我们缺什么。他们喊我母亲为‘马达姆’，马达姆的意思就是‘太太’，啊，太太，太太，可我们这位太太能一次扛上五普特面粉。她那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简直有点可怕，我20岁的时候，她还能揪住我的头发毫不费力地摇晃几下。勤务兵米勒特别喜欢马，他经常去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打着手势要给人家洗马！开始大家还怕他有什么坏主意，可后来老百姓们都主动去找他：米勒，洗马！这时候，他就会一笑，低着头跟着走了。他是个红头发、大鼻子的家伙，嘴唇特别厚。管马是他的拿手好戏，给马治病也是一绝。后来，他在涅日涅做了个马医，不久以后，他疯了，被人活活打死了。第二年春天，那个军官也病了，在春神涅果拉的纪念日那天，他心事重重地在窗前坐着，把头伸到了外面，死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因为他对我很好。他常常揪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人和人的亲近，不是钱能买到的。我想跟他学法国话，可母亲不让。她把我领到神甫那儿，神甫找人打了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唉，宝贝儿，那会儿的日子太难了，你没有赶上，别人代你受了那份儿罪……”
天完全黑了下来。外祖父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放着猫似的亮光，语气激烈而狂热，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他讲到自己的事时就这样，一反他平时那股小心翼翼、若有所思的状态。
我非常不喜欢他这种样子，也就不喜欢他谈自己的事了。他讲的事我非常不愿意记住，可却抹也抹不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他一味地回忆过去，脑子里没有童话，也没有故事，只有过去的事情，他不喜欢别人给他提问题，可我偏要问问他：“啊，那你说谁好，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谁知道啊？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那，俄国人好吗？”
“有好的，也有坏的。可能奴隶时代的人还好点儿，那时候人们都让绳子捆着。现在可好，自由了，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没有了。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可他们都很精明，当然也有傻蛋，脑袋跟口袋似的，随便你往里边装点什么，他都兜着走。”
“俄国人有劲儿吗？”
“有很多大力士，可只有力气没用，还要敏捷，因为你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
“法国人为什么向我们进攻？”
“那可是皇帝们的事儿，我们可不知道。”
“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所有人过一样的日子，没有老爷也没有下人，没有等级，大家都平等，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当然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可就是胡闹了！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也只有龙虾长得一样，没法区别，鱼可就有各式各样的了：鳟鱼和鲶鱼合不来，鲟鱼和青鱼也不能做朋友。我们俄国也出过拿破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提摩菲耶夫，什么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似乎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有点让人不高兴。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走进来。她坐在角落里，许久许久也不吭一声，好像她不在似的。
可是她会突然柔和地插上一句：“老爷子，你记不记得了，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多好啊？那是哪一年来着？”
外祖父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是，是在霍乱病大流行以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拉尼茨人那一年吧？”
“对了，对了！没错儿！”
我又问：“奥拉尼茨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树林里去？”
外祖父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工厂里乡村中逃出来的。”
“怎么捉他们啊？”
“就跟小孩儿捉迷藏似的，有人跑，有人追。逮住了，就用树条子抽，用鞭子打，鼻子打破，额头上砸上印，作为惩戒的标记。”
“为什么？”
“这就不好说了，不是要咱们明白的事儿。”
外祖母又说：“老爷子，你还记得吗？大火以后……”
外祖父很严肃地问：“哪一次大火？”他们开始一起回忆过去，把我给忘了。他们用不高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回忆着，好像是在唱歌，都是些不怎么快乐的歌：疾病、暴死、失火、打架、乞丐、老爷……
“你倒是都看见了啊！”外祖父嘟囔着。
“什么也忘不了！”
“你还记得生过沃廖莎后的那年春天吧？”
“噢，那是1848年，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把教父古洪拉了壮丁去打仗……他以后就再无消息……”
外祖母叹了一声：“是的是的！不过，那年起，上帝的恩泽就不断地光临咱们家了。唉，沃尔沃拉……”
“行啦，老爷子！”
外祖父阴了脸：“行什么行？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他有点不能自控地乱喊乱叫起来，臭骂自己的女儿，向外祖母挥舞他瘦小的拳头：“都是你！你把他们惯坏了，臭老婆子！”他吼了起来，跑到圣像跟前，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上帝啊，我的罪孽就如此深重吗？为什么？”他泪如雨下，目露凶光。
外祖母画着十字，低声安慰着他：“你别这样了！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看看比咱们的儿女强的人家可不多啊！老爷子，谁的家也都是这样，吵吵闹闹的，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不止你一个人啊……”
这些话似乎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往床上一坐，好像睡着了。
如果和往常一样，我和外祖母一起回到顶楼上去睡觉也就没事儿了，可这一次外祖母想多安慰他两句，就走到了床边。外祖父猛地一翻身，抡起拳头啪的一声打在了外祖母的脸上。外祖母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她用手按住了嘴唇上流血的伤口，低声说：“你这个傻瓜！”
然后向他的脚前面吐了一口。
他吼了一声，举起手：“我打死你！”
“大傻瓜！”外祖母又说了一句，然后不慌不忙地向门口走去。外祖父向她扑过去，她随手一带门，门扇差点砸在他脸上。
“臭老婆子！”外祖父用手扶住门框，用力地挠着。
我简直有点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切，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我外祖母，我感到奇耻大辱！他还在那儿挠着门框，许久许久才痛苦地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屋子中间，跪下，往前一趴，又直起了上身，捶着胸：“上帝啊，上帝啊……”
我一下子就跑了出去。外祖母在顶楼上漱着口。
“疼吗？”我心疼地问外祖母。
她把水吐到脏水桶里，安静地说：“没事儿，只是嘴唇破了！”
“他为什么这样？”我气愤地说。
她看了看窗外，有些无奈地说：“他总感到事事不如意，所以老发脾气……你快睡吧，别想这些了……”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她终于严厉地说：“怎么不听话，快睡觉！”她在窗户旁边坐下，吸溜着嘴唇，不断地往手绢里吐着流出的血。
我上了床，一边脱衣服，一边看着她。她头顶上方青色的窗户外，闪着星光。街上很静，屋子里很黑。她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睡吧，孩子，我得去看看他……你不要太向着我，也许我也有错儿……睡吧！”她亲了亲我，走了出去。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清冷的街道，心里难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