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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的故事
京剧导演郭庆春就着一碟猪耳朵喝了二两酒，咬着一条顶花带刺的黄瓜吃了半斤过了凉水的麻酱面，叼着前门烟，捏了一把芭蕉扇，坐在阳台上的竹躺椅上乘凉。他脱了个光脊梁，露出半身白肉。天渐渐黑下来了。楼下的马缨花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香。衡水老白干的饮后回甘和马缨花的香味，使得郭导演有点醺醺然了……
郭庆春小时候，家里很穷苦。父亲死得早，母亲靠缝穷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郭庆春还有个弟弟，比他小四岁。每天早上，母亲蒸好一屉窝头，留给他们哥俩，就夹着一个针线笸箩，上市去了。地点没有定准，哪里穿破衣服的人多就奔哪里。但总也不出那几个地方。郭庆春就留在家里看着弟弟。他有时也领着弟弟出去玩，去看过妈给人缝穷。妈靠墙坐在街边的一个马扎子上，在闹市之中，在车尘马足之间，在人们的腿脚之下，挣着他们明天要吃的杂和面儿。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冬天，郭庆春知道妈一定很冷；夏天，妈一定很热，很渴，很困。缝穷的冬天和夏天都特别长。郭庆春的街坊、亲戚都比较贫苦，但是郭庆春从小就知道缝穷的比许多人更卑屈，更低贱。他跟着大人和比他大些的孩子学会了说许多北京的俏皮话、歇后语：“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户不拉喂饭——不正经玩儿”等等，有一句歇后语他绝对不说，小时候不说，长大以后也不说：“缝穷的撒尿——瞅不冷子”。有一回一个大孩子当他面说了一句，他满脸通红，跟他打了一架。那孩子其实是无心说的，他不明白郭庆春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这个穷苦的出身，日后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好处。
郭庆春十二三岁就开始出去奔自己的衣食了。
他有个舅舅，是在剧场（那会不叫剧场，叫戏园子，或者更古老一些，叫戏馆子）里“写字”的。写字是写剧场门口的海报，和由失业的闲汉扛着走遍九城的海报牌。那会已有报纸，剧场都在报上登了广告，可是很多人还是看了海报牌，知道哪家剧场今天演什么戏，才去买票的。舅舅的光景比郭家好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时常来瞧瞧他的唯一的妹妹。他提出，庆春长得快齐他的肩膀高了（舅舅是个矮子），能把自己吃的窝头挣出来了。舅舅出面向放印子的借了一笔本钱，趸了一担西瓜。郭庆春在陕西巷口外摆了一个西瓜摊，把瓜切成块，卖西瓜。
他穿了条大裤衩，腰里插着一把芭蕉扇，学着吆唤：
“唉，闹块来！
脆沙瓤?，
赛水糖?，
唉，闹块来！……”
他头一回听见自己吆唤，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他竟能吆唤得那样像。这不是学着玩，这是真事！他的弟弟坐在小板凳上看哥哥做买卖，也觉得很新鲜。他佩服哥哥。晚上，哥俩收了摊子，飞跑回家，把卖得的钱往妈面前一放：
“妈！钱！我挣的！”
妈这天给他们炒了个麻豆腐吃。
这种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西瓜生意并不那样好。尤其是下雨天。他恨下雨。
有一天，倒是大太阳，卖了不少钱。从陕西巷里面开出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子把他的西瓜摊带翻了，西瓜滚了一地。他顾不上看摔破了、压烂了多少，纵起身来一把抓住卡车挡板后面的铁把手，哭喊着：
“你赔我！你赔我瓜！你赔我！”
卡车不理碴，尽快地往前开。
“你赔我！你赔我瓜！”
他的小弟弟迈着小腿在后面追：
“哥哥！哥哥！”
路旁行人大声喊：
“孩子，你撒手！他们不会赔你的！他们不讲理！孩子，撒手！快撒手！”
卡车飞快地开着，快开到珠市口了。郭庆春的胳臂吃不住劲了。他一松手，面朝下平拍在马路上。缓了半天，才坐起来。脸上、胸脯拉了好些的道道。围了好些人看。弟弟直哭：“哥哥！唔，哥哥！”郭庆春拉着弟弟的手往回走，一面回头向卡车开去的方向骂：“我操你妈！操你臭大兵的妈！”
在水管龙头上冲了冲，用擦西瓜刀的布擦擦脸，他还得做买卖。——他的滚散了的瓜已经有好心的大爷给他捡回来了。他接着吆唤：
“唉，闹块来！
我操你妈！
闹块来！
我操你臭大兵的妈！
闹块来！”
…………
舅舅又来了。舅舅听说外甥摔了的事了。他跟妹妹说：“庆春到底还小，在街面上混饭吃，还早了点。我看叫他学戏吧。没准儿将来有个出息。这孩长相不错，有个人缘儿，扮上了，不难看。我听他的吆唤，有点膛音。马连良家原先不也是挺苦的吗？你瞧人家这会儿，净吃蹦虾仁！”
妈知道学戏很苦，有点舍不得。经舅舅再三开导，同意了。舅舅带他到华春社科班报了名，立了“关书”。舅舅是常常写关书的，写完了，念给妹妹听听。郭庆春的妈听到：“生死由命，概不负责。若有逃亡，两家寻找。”她听懂了，眼泪直往下掉。她说：“孩子，你要肚里长牙，千万可不能半途而废！我就指着你了。你还有个弟弟！”郭庆春点头，说：“妈，您放心！”
学戏比卖西瓜有意思！
耗顶，撕腿。耗顶得耗一炷香，大汗珠子叭叭地往下滴，滴得地下湿了一片。撕腿，单这个“撕”字就叫人肝颤。把腿楞给撕开，撕得能伸到常人达不到的角度。学生疼得直掉眼泪，抄功的董老师还是使劲地把孩子们的两只小腿往两边掰，毫不怜惜，一面嘴里说：“若要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小子，忍着点！”
接着，开小翻、开虎跳、前扑、蹿毛、倒插虎、乌龙绞柱、拧旋子、练云里翻……
这比卖西瓜有意思。
吃的是棒子面窝头、“三合油”，——韭菜花、青椒糊、酱油，倒在一个木桶里，拿开水一沏，这就是菜。学生们都吃得很香。郭庆春在出科以后多少年，在大城市的大旅馆里，甚至在国外，还会有时忽然想起三合油的香味，非常想喝一碗。大白菜下来的时候，就顿顿都是大白菜。有的时候，师父——班主忽然高了兴，在他的生日，或是买了几件得意的古董玉器，就吩咐厨子：“给他们炒蛋炒饭！”蛋炒饭油汪汪的，装在一个大缸里，管饱！撑得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挺腰凸肚。
师父是个喜怒无常的人。高了兴，给蛋炒饭吃，稍不高兴，就“打通堂”。全科学生，每人五板子，平均对待，无一幸免。这板子平常就供在祖师爷龛子的旁边，谁也不许碰，神圣得很。到要用的时候，“请”下来。掌刑的，就是抄功的董老师。他打学生很有功夫，节奏分明，不紧不慢，轻重如一，不偏不向。师父说一声“搬板凳”！董老师在鼻孔里塞两撮鼻烟，抹了个蝴蝶，用一块大手绢把右手腕子缠住（防止闪了腕子），学生就很自觉地从大到小挨着个儿撩起衣服，趴到板凳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挨那分内应得的重重的五下。
“打通堂”的原因很多。几个馋嘴师哥把师父买回来放在冰箱里准备第二天吃的熏鸡偷出来分吃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在董老师的鼻烟壶里倒进了胡椒面了；一个小学生在台上尿了裤子了……都可以连累大家挨一顿打。
“打通堂”给同科的师兄师弟留下极其甘美的回忆。他们日后聚在一起，常常谈起某一次“打通堂”的经过，彼此互相补充，谈得津津有味。“打通堂”使他们的同学意识变得非常深刻，非常坚实。这对于维系他们的感情，作用比一册印刷精美的同学录要大得多。
一同喝三合油，一同挨“打通堂”，还一同生虱子，一同长疥，三四年很快过去了。孩子们都学会了几出戏，能应堂会，能上戏园子演出了。郭庆春学的是武生，能唱《哪吒闹海》、《蜈蚣岭》、《恶虎村》……（后来他当了教师，给学生开蒙，也是这几出）。因为他是个小白胖子（吃那种伙食也能长胖，真也是奇迹），长得挺好玩，在节日应景戏《天河配》里又总扮一个洗澡的小仙女，因此到他已经四十几岁，有儿有女的时候，旧日的同学还动不动以此事来取笑：“你得了吧！到天河里洗你的澡去吧！”
他们每天排着队上剧场。都穿的长衫、棉袍，冬天戴着小帽头，夏天露着刮得发青的光脑袋。从科班到剧场，要经过一个胡同。胡同里有一家卖炒疙瘩的，掌柜的是个跟郭庆春的妈差不多岁数的大娘，姓许。许大娘特别喜欢孩子，——男孩子。科班的孩子经过胡同时，她总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看他们。孩子们也知道许大娘喜欢他们，一个一个嘴很甜，走过跟前，都叫她：
“大娘！”
“哎！”
“大娘！”
“哎！”
许大娘知道科班里吃得很苦，就常常抓机会拉一两个孩子上她铺子里吃一盘炒疙瘩。轮流请。华春社的学生几乎全吃过她的炒疙瘩。以后他们只要吃炒疙瘩，就会想起许大娘。吃的次数最多的是郭庆春。科班学生排队从许大娘铺子门前走过，大娘常常扬声叫庆春：“庆春哪，你放假回家的时候，到大娘这儿弯一下。”——“哎。”
许大娘有个女儿，叫招弟，比郭庆春小两岁。她很爱和庆春一块玩。许大娘家后面有一个很小的院子，院里有一棵马缨花，两盆茉莉，还有几盆草花。郭庆春吃完了炒疙瘩（许大娘在疙瘩里放了好些牛肉，加了半勺油），他们就在小院里玩。郭庆春陪她玩女孩子玩的抓子儿，跳房子；招弟也陪庆春玩男孩子玩的弹球。谁输了，就让赢家弹一下脑绷，或是拧一下耳朵，刮一下鼻子，或是亲一下。庆春赢了，招弟歪着脑袋等他来亲。庆春只是尖着嘴，在她脸上碰一下。
“亲都不会！饶你一下，重来！”
郭庆春看见招弟耳垂后面有一颗红痣（他头二年就看到了），就在那个地方使劲地亲了一下。招弟格格地笑个不停：
“痒痒！”
从此每次庆春赢了，就亲那儿。招弟也愿意让他亲这儿。每次都格格地笑，都说“痒痒”。
有一次许大娘看见郭庆春亲招弟，说：“哪有这样玩的！”许大娘心里一沉：孩子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一天一天大了哇！
渐渐的，他们也知道自己大了，就不再这么玩了。招弟爱瞧戏。她家离戏园子近，跟戏园子的人都很熟，她可以随时钻进去看一会儿。她看郭庆春的《恶虎村》，也看别人的戏，尤其爱看旦角戏。看得多了，她自己也能唱两段。郭庆春会拉一点胡琴。后两年吃完了炒疙瘩，就是庆春拉胡琴，招弟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招弟嗓子很好。郭庆春松了琴弦，合上弓，常说：“你该唱戏去的，耽误了，可惜！”
人大了，懂事了。他们有时眼对眼看着，看半天，不说话。马缨花一阵一阵地散发着清香。
许大娘也有了点心事。她很喜欢庆春。她也知道，如果由她做主把招弟许给庆春，招弟是愿意的。可是，庆春日后能成气候么？唱戏这玩意，唱红了，荣华富贵；唱不红，流落街头。等二年再说吧！
残酷的现实把许大娘的这点淡淡的梦砸得粉碎：庆春在快毕业的那年倒了仓，倒得很苦，——一字不出！“子弟无音客无本”，郭庆春见过多少师哥，在科班里是好角儿，一旦倒了仓，倒不过来，拉洋车，卖落花生，卖大碗茶。他惊恐万状，一身一身地出汗。他天不亮就到窑台喊嗓子，他听见自己那一点点病猫一样的嘶哑的声音，心都凉了。夜里做梦，念了一整出《连环套》，“愚下保镖，路过马兰关口……”脆亮响堂，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一醒来，仍然是一字不出。祖师爷把他的饭碗收去了，他该怎么办呢？许大娘也知道庆春倒仓没倒过来了。招弟也知道了。她们也反反复复想了许多。
郭庆春只有两条路可走：当底包龙套，或是改行。
郭庆春坐科学戏是在敌伪时期，到他该出科时已经是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军来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物价飞涨，剧场不上座。很多人连赶两包（在两处剧场赶两个角色），也奔不出一天的嚼裹儿。有人唱了一天戏，开的份儿只够买两个茄子，一家几口，就只好吃这两个熬茄子。满街都是伤兵，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就举起双拐打人。没开戏，他们就坐满了戏园子。没法子，就只好唱一出极其寡淡无味的戏，把他们唱走。有一出戏，叫《老道游山》，就一个角色——老道，拿着云帚，游山。游到哪里，“真好景致也”，唱一段，接着再游。没有别的人物，也没有一点故事情节，要唱多长唱多长。这出戏本来是评剧唱，后来京剧也唱。唱得这些兵大爷不耐烦了：“他妈的，这叫什么戏！”一哄而去。等他们走了，再开正戏。
很多戏曲演员都改了行了。郭庆春的前几科的师哥，有的到保定、石家庄贩鸡蛋，有的在北海管租船，有的卖了糊盐，——盐炒煳了，北京还有极少数人家用它来刷牙，可是这能卖几个钱？……
有嗓子的都没了辙了，何况他这没嗓子的？他在科班虽然不是数一数二的好角儿，可是是能唱一出的。当底包龙套，他不甘心！再说，当底包龙套也吃不饱呀！郭庆春把心一横：干脆，改行！
春秋两季，拉菜车，从广渠门外拉到城里。夏天，卖西瓜。冬天，卖柿子。一车青菜，两千多斤。头几回拉，累得他要吐血。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卖西瓜，是他的老行当。西瓜摊还是摆在陕西巷口外。因为嗓子没音，他很少吆唤。但是人大了，有了经验，隔皮知瓤，挑来的瓜个个熟。西瓜片切得很薄，显得块儿大。木板上铺了蓝布，潲了水，显着这些瓜鲜亮水淋，咝咝地往外冒着凉气。卖柿子没有三天的“力笨”，人家咋卖咱咋卖。找个背风的旮旯儿，把柿子挨个儿排在地上，就着路灯的光，照得柿子一个一个黄澄澄的，饱满鼓立，精神好看，谁看了都想到围着火炉嚼着带着冰碴的凉柿子的那股舒服劲儿。卖柿子的怕回暖，尤其怕刮风。一刮风，冻柿子就流了汤了。风再把尘土涂在柿子皮上，又脏又黑，满完！因此，郭庆春就盼着一冬天都是那么干冷干冷的。
卖力气，做小买卖，不丢人！街坊邻居不笑话他。他的还在唱戏和已经改了行的师兄弟有时路过，还停下来跟他聊一会儿。有的师哥劝他别把功撂下，早上起来也到陶然亭喊两嗓子。说是有人倒仓好几年，后来又缓过来的。没准儿，有那一天，还能归到梨园行来。郭庆春听了师哥的话，间长不短的，耗耗腿，拉拉山膀，无非是解闷而已。
郭庆春没有再去看许大娘。他拉菜车、卖西瓜、卖柿子，不怕碰见别的熟人，可就怕碰见许大娘母女。听说，许大娘搬了家了，搬到哪里，他也没打听。北京城那样大，人一分开，就像树上落下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了。
北京城并不大。
一天晚上，干冷干冷的。郭庆春穿了件小棉袄，蹲在墙旮旯。地面上的冷气从裆下一直透进他的后脊梁。一辆三轮车蹬了过来，车上坐了一个女的。
“三轮，停停。”
女的揭开盖在腿上的毛毯，下了车。
“这柿子不错，给我包四个。”
她扔下一条手绢，郭庆春挑了四个大的，包上了。他抬起头来，把手绢往上递：是许招弟！穿了一件长毛绒大衣。
许招弟一看，是郭庆春。
“你……这样了！”
郭庆春把脑袋低了下去。
许招弟把柿子钱丢在地下，坐上车，走了。
转过年来，夏天，郭庆春在陕西巷口卖西瓜，正吆唤着（他嗓子有了一点音了），巷里走出一个人来：
“卖西瓜的，递两个瓜来。——要好的。”
“没错！”
郭庆春挑了两个大黑皮瓜，对旁边的纸烟阁子的掌柜说：“劳您驾，给照看一下瓜摊。”——“你走吧。”郭庆春跟着要瓜的那人走，到了一家，这家正办喜事。堂屋正面挂着大红双喜幔帐，屋里屋外一股炮仗硝烟气味。两边摆着两桌酒。已经行过礼，客人入席了。郭庆春一看，新娘子是许招弟！她烫了发，抹了胭脂口红，耳朵下垂着水钻坠子。郭庆春把两个瓜放在旁边的小方桌上，拔腿就跑。听到后面有人喊：
“卖西瓜的，给你瓜钱！”
这是一个张恨水式的故事，一点小市民的悲欢离合。这样的故事在北京城每天都有。
北京解放了。
解放，使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许多故事产生了一个原来意想不到的结尾。
郭庆春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和一个老干部，一个科长结了婚，并且在结婚以后变成现在的郭导演。
北京解放以后，物价稳定，没有伤兵，剧场上座很好。很多改了行的演员又纷纷搭班唱戏了。他到他曾经唱过多次戏的剧场去听过几次蹭戏，紧锣密鼓，使他兴奋激动，筋肉伸张。随着锣经，他直替台上的同行使劲。
一个外地剧经到北京来约人。那个贩卖鸡蛋的师哥来找郭庆春：
“庆春，他们来找了我。我想去。我提了你。北京的戏不好唱。咱先到外地转转。你的功底我知道，这些年没有全撂下，稍稍练练，能捡回来。听你吆唤，嗓子出来了。咱们一块去吧。学了那些年，能就扔下吗？就你那几出戏，管保能震他们一下子。”
郭庆春沉吟了一会儿，说：“去！”
到了那儿，安顿下了，剧团团长领他们几个新从北京约来的演员去见见当地文化局的领导。戏改科的杨科长接见了他们。杨科长很忙，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在秘书送来的文件收文簿上签字，显得很果断，很有气魄。杨科长勉励了他们几句，说他们是剧团的“新血液”，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郭庆春连连称是。他对杨科长油然产生一种敬重之情。一个女的，能当科长，了不起！他觉得杨科长的举止动作，言谈话语，都像一个男人，不像是个女的。
重返舞台，心情紧张。一生成败，在此一举。三天“打炮”，提心吊胆。没有想到，一“炮”而红。他第一次听到台下的掌声，好像在做梦。第三天《恶虎村》，出来就有碰头好。以后“四记头”亮相，都有掌声。他扮相好，身上规矩，在台上很有人缘。他也的确是“卯上”了。经过了生活上的一番波折，他这才真正懂得在进科班时他妈跟他说的话：“要肚里长牙。”他在台上从不偷工惜力，他深深知道把戏唱砸了，出溜下来，会有什么后果。他的戏码逐渐往后挪，从开场头一二出挪到中间，又挪到了倒第二。他很知足了，这就到了头。在科班时他就知道自己唱不了大轴，不是那材料。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
杨科长常去看京剧团的戏。一半由于职务，一半出于爱好。他万万没有想到，她后来竟成了他的爱人。
郭庆春在阳台上忽然一个人失声笑了出来。他的女儿在屋里问：“爸爸，你笑什么？”
他笑他们那个讲习会。市里举办了第一届全市旧艺人讲习会。局长是主任，杨科长是副主任。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小组讨论，真是笑话百出。杨科长一次在讲课时说：“列宁说过……”一个拉胡琴的老艺人问：“列宁是唱什么的？”——“列宁不是唱戏的。”——“哦，不是唱戏的，那咱们不知道。”又有一次，杨科长鼓励大家要有主人翁思想，这位老艺人没有听明白前言后语，站起来说：“咱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什么坏思想都有，就这主人翁思想，咱没有！”原来他以为主人翁思想就是想当班主的思想。
讲习会要发展一批党员。郭庆春被列为培养对象。杨科长时常找他个别谈话。鼓励他建立革命人生观，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要在政治上有表现，会上积极发言。郭庆春很认真也很诚恳地照办了。他大小会都发言。讲得最多的是新旧社会对比。他有切身感受，无须准备，讲得很真实，很生动。同行的艺人多有类似经历，容易产生共鸣。讲的人、听的人个个热泪盈眶，效果很好。讲习班结业时，讨论发展党员名单，他因为出身好，政治表现突出，很顺利地通过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杨科长和局长。
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回到剧团，全都成了剧团的骨干。郭庆春被提升为副团长、艺委会主任。
因为时常要到局里请示汇报工作，他和杨科长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熟了，就不那么拘谨了，有时也说点笑话，聊点闲天。局里很多人叫杨科长叫杨大姐或大姐，郭庆春也随着叫。虽然叫大姐，他还是觉得大姐很有男子气。
没想到，大姐提出要跟他结婚。他目瞪口呆，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他觉得和一个领导结婚，简直有点乱伦的味道，他想也没有想过。天地良心，他在大姐面前从来没有起过邪念。他当然同意。
杨科长的老战友们听说她结了婚，很诧异。听说是和一个京剧演员结婚，尤其诧异。她们想：她这是图什么呢？她喜欢他什么？
虽然结了婚，他们的关系还是上下级。不论是在工作上，在家里，她是领导，他是被领导。他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觉得这样很舒服，很幸福。
杨科长是个目光远大的人，她得给庆春（和她自己）安排一个远景规划的蓝图。庆春目前一切都很顺利，但要看到下一步。唱武生的，能在台上蹦跶多少年呢？照戏班里的说法，要找一个“落劲”。中央戏剧学院举办导演训练班，学员由各省推荐。市里分到一个名额，杨科长提出给郭庆春，科里、局里都同意。郭庆春在导演训练班学了两年，听过苏联专家的课，比较系统地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毕业之后，回到剧团，大家自然刮目相看。这个剧团原来没有导演，要排新戏，排《三打祝家庄》、《红娘子》，不是向外地剧团学，“刻模子”，就是请话剧团的导演来排。郭庆春学成归来，就成了专职导演。剧团里的人，有人希望他露两手，有人等着看他的笑话。接连排了两个戏，他全“拿”下来了。他并没有用一些斯坦尼的术语去唬人，他知道那样会招人反感。他用一些戏曲演员所熟悉，所能接受的行话临场指挥。比如，他不说“交流”，却说“过电”，——“你们俩得过电哪！”他不说什么“情绪的记忆”这样很玄妙的词儿，他只说是“神气”。“你要长神气。——长一点，再长一点！”他用的舞台调度也无非还是斜胡同、蛇蜕皮……但是变了一下，就使得演员既“过得去”、“走得上来”，又觉得新鲜。郭导演的威信建立起来了。从此，他不上舞台了。有时，有演员病了，他上去顶一角，人们就要竖大拇指：“瞧人家郭导演，不拿导演架子！好样儿的！”
不但在本剧团，外剧团也常请他。京剧、评剧、梆子，他全导过。一通百通，应付裕如。他导的戏，已经不止一出拍成了戏曲艺术片。郭庆春三个字印在影片的片头，街头的广告上。
他不会再卖西瓜，卖柿子了。
他曾经两次参加戏剧代表团出国，到过东欧、苏联，到过朝鲜。他听了曾经出过国的师哥的建议，带了一包五香粉，一瓶酱油，于是什么高加索烤羊肉、带血的煎牛排，他都能对付。他很想带一罐臭豆腐，经同行团员的劝阻，才没有带。量服装的时候，问他大衣要什么料子，他毫不迟疑地说：“长毛绒！”服装厂的同志说在外国，男人没有穿长毛绒的，这才改为海军呢。
他在国外照了好多照片，黑白的，还有彩色的。他的爱人一张一张地贴在仿古缎面的相册上。这些照片上的郭庆春全都是器宇轩昂，很像个大导演。
由于爱人的活动（通过各种“老战友”的关系），他已经调到北京的剧团里来了。他的母亲还健在。他的弟弟由于他的资助，上了学，现在在一家工厂当出纳。他有了一个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他有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他在剧团里自然也有气儿不顺的时候：为一个戏置景置装的费用，演员的“人位”，和领导争得面红耳赤，摔门，拍桌子；偶尔有很“葛”的演员调皮捣蛋“吊腰子”，当面顶撞，出言不逊，气得他要休克，但是这样的时候不多，一年也只是七八次。总的说来，一切都很顺利。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因为满意，就没有理由不发胖，于是就发胖了。
他的感情是平稳的、柔软的、滑润的，像一块奶油（从国外回来，他养成爱吃奶油的习惯）。
今天遇见了一件事，使他的情绪有一点小小的波动。
剧团招收学员，他是主考。排练厅里摆了一张乒乓案子，几把椅子。他坐在正中的一把上。像当初他进科班时被教师考察一样，一个一个考察着来应试的男孩子、女孩子。看看他们的相貌，体格，叫他们唱两句，拉一个山膀，踢踢腿，——来应试的孩子多半在家里请人教过，都能唱几句，走几个“身上”。然后在名单上用铅笔做一些记号。来应试的女孩子里有一个叫于小玲。这孩子一走出来，郭庆春就一愣，这孩长得太像一个人了。他有点走神。于小玲的唱（她唱的是“苏三离了洪洞县”），所走的“身子”，他都没有认真地听，看，名单上于小玲的名字底下，什么记号也没有做。
学员都考完了，于小玲往外走。郭庆春叫住她：
“于小玲。”
于小玲站住：
“您叫我？”
“……你妈姓什么？”
“姓许。”
没错，是许招弟的女儿。
“你爸爸……对，姓于。他还好吗？”
“我爸死了，有五年了。”
“你妈挺好？”
“还可以。”
“……她还是那样吗？”
“您认得我妈？”
“认得。”
“我妈就在外面。妈——！”
于小玲走出排练厅，郭庆春也跟着走出来。
迎面走过来许招弟。
许招弟还那样，只是憔悴瘦削，显老了。
“妈，这是郭导演。”
许招弟看着郭庆春，很客气地称呼一声：
“郭导演！”
郭庆春不知怎么称呼她好，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叫她招弟，只好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问道：
“您倒好？”
“还凑合。”
“多年不见了。”
“有年头了。——这孩子，您多关照。”
“她不错。条件挺好。”
“回见啦。”
“回见！”
许招弟领着女儿转身走了。郭庆春看见她耳垂后面那颗红痣，有些怅惘。
以上，是京剧导演郭庆春在晚饭之后，微醺之中，闻着一阵一阵的马缨花的香味时所想的一些事。想的时候自然是飘飘忽忽，断断续续的。如果用意识流方法照实地记录下来，将会很长。为省篇幅，只能挑挑拣拣，加以剪裁，简单地勾出一个轮廓。
郭导演想：……一个人走过的路真是很难预料。如果不是解放了，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还是卖西瓜、卖柿子、拉菜车？……如果他出科时不倒仓，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他就唱红了，也许就会和许招弟结了婚。那么于小玲就会是他的女儿，她会不姓于，而姓郭？……
他正在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他的女儿在屋里娇声喊道：
“爸，你进来，我要你！”
正好夹在手里的大前门已经吸完，烟头烧痛了他的手指，他把烟头往楼下的马缨花树帽上一扔，进屋去了。
第二天，郭导演上午导了一场戏，中午，几个小青年拉他去挑西瓜。
“郭导演，给我们挑一个瓜。”
“去一边去！当导演的还管挑西瓜呀！”
但还是被他们连推带拽地去了。他站在一堆西瓜前面巡视一下，挑了一个，用右手大拇指按在瓜皮上，用力往前一蹭，放在耳朵边听一听，轻轻拍一下：
“就这个！保证脆沙瓤。生了，瘘了，我给钱！”
他抄起案子上的西瓜刀，一刀切过去，只听见喀嚓一声，瓜裂开了：薄皮、红瓤、黑籽。
卖瓜的惊奇地问：
“您卖过瓜？”
“我卖瓜的那阵，还没有你哪！哈哈哈哈……”
他大笑着走回剧团。谁也不知道他的笑声里包含了多少东西。
过了几天，招考学员发了榜，于小玲考取了。人们都说，是郭导演给她使了劲。
新笔记小说三篇
@明白官
（出《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郭安》记的是真人真事，不是鬼狐故事，没有任何夸张想象，艺术加工。
孙五粒有个男用人。——孙五粒原名孙秠，后改名珀龄，字五粒。孙之獬之子，孙琰龄之兄，明崇祯六年举人，清顺治三年进士。历任工科、刑科给事中，礼部都给事中，太仆寺少卿，迁鸿胪寺卿，转通政使司左通政使。孙家一门显宦，又是淄川人，和蒲松龄是小同乡。在淄川，一提起孙五粒，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因此蒲松龄对他无须介绍。但是外地的后代的人就不知孙五粒是谁了，所以不得不噜苏几句。——这个男用人独宿一室，恍恍惚惚被人摄了去。到了一处宫殿，一看，上面坐的是阎罗王。阎罗看了看这男用人，说：“错了！要拿的不是此人。”于是下令把他送回去。回来后，这男用人害怕得不得了，不敢再一个人住在这间屋子里，就换了个地方，住到别处去了。
另外一个用人，叫郭安，正没有地方住，一看这儿有空屋子空床，“行！这儿不错！”就睡下了。大概是带了几杯酒，一睡，睡得很实。
又一个用人，叫李禄。这李禄和那被阎王错勾过的男用人一向有仇，早就想把这小子宰了。这天晚上，拿了一把快刀，到了空屋里，一看，门没有闩，一摸，没错！咔嚓一刀！谁知道杀的不是仇人，是郭安。
郭安的父亲知道儿子被人杀了，告到当官。
当时的知县是陈其善。
陈其善是辽东人，贡士。顺治四年任淄川县知县。顺治九年，调进京，为拾遗。那么陈其善审理此案当在顺治四至九年之间，即1647—1652，距现在差不多三百三十年。
陈其善升堂。
原告被告上堂，陈其善对双方各问了几句话。李禄供认不讳，是他杀了郭安。陈其善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不是存心杀他，是误杀。没事了，下去吧。”郭安的父亲不干了，哭着喊着：“就这样了结啦？我的儿子就白死啦？我这多半辈子就这一个儿子，他死了，我靠谁呀？”——“哦，你没有儿子了？这么办，叫李禄当你的儿子。”郭安的父亲说：“我干吗要他当我的儿子呀？——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行！退堂！”
蒲松龄说：这事儿奇不奇在孙五粒的男用人见鬼，而奇在陈其善的断案。
（汪曾祺按：孙五粒这时想必不在淄川老家。要不然，家里奴仆之间出了这样的事，他总得过问过问。）
济南府西部有一个县，有一个人杀了人，被杀的那人的老婆告到县里。县太爷大怒，出签拿人，把凶犯拘到，拍桌大骂：“人家好好的夫妻，你咋竟然叫人家守了寡了呢！现在，就把你配了她，叫你老婆也守寡！”提起朱笔，就把这两人判成了夫妻。
济南府西县令是进士出身。蒲松龄曰：“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这样的英明的判决，只有进士出身的官才做得出，非“正途”出身的县长，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不过，陈其善是贡生，不算“正途”，他判案子也这个样子。蒲松龄最后赞叹道：“何途无才！”不论由什么途径而做了官的，哪儿没有人才呀！
@樟柳神
（出《夜雨秋灯录》）
张大眼是个催租隶。这天，把租催齐了，要进城去完秋赋。这时正是秋老虎天气，为了赶早凉，起了个五更。懵懵懂懂，行了一气。到了一处，叫作秋稼湾，太阳上来了，张大眼觉得热起来。看了看，路旁有一户人家，茅草屋，门关着，看样子，这家主人还在酣睡未起。门外，搭着个豆花棚，为的是遮阴。豆花棚耷拉过来，接上了几棵半大柳树。下面有一条石凳，干干净净的。一摸，潮乎乎的，露水还没干。掏出布手巾来擦了擦。
“歇会儿啵！”
张大眼心想：这会城门刚开，进城的，出城的，人多，等乱劲儿过去了，再说。好在离城也不远了。
“抽袋烟！”
嚓嚓嚓，打亮火石，点着火绒，咝——吸了一口，“呣！好烟！”
张大眼正在品烟，听到有唱歌的声音。声音挺细，跟一只小秋蝈蝈似的。听听，唱的是什么？
郎在东来妾在西，
少小两个不相离。
自从接了媒红订，
朝朝相遇把头低。
低头莫碰豆花架，
一碰露水湿郎衣。
唔？
张大眼听得真真的，有腔有字。是怎么回事？
张大眼四处这么一找：是一个小小婴儿，两寸来长，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穿一个红兜兜，光着屁股，笑嘻嘻的，在豆花穗上一趯一趯地跳。张大眼再一看，原来这小人的颈子上拴着一根头发丝，头发丝扣在豆花棚缝里的芦苇秆上，他跑不了，只能一趯一趯地跳。张大眼心想：这是个樟柳神！他看看路边的茅屋：一定有个会法术的人在屋里睡觉，昨天晚上把樟柳神拴在这儿，让他吃露水。张大眼听人说过樟柳神，这一定就是！他听说过，樟柳神能未卜先知，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他早就料到。捉住他，可以消灾免祸。于是张大眼掐断了头发丝，把樟柳神藏在袖子里，让他在手腕上待着。
可樟柳神不肯老实待着，老是一蹦一蹦的。张大眼就把他取出来，放在斗笠里，戴在头上。这一下，樟柳神安生了，不蹦了，只是小声地说话：
张大眼，
好大胆，
捉住咱，
一千铜钱三十板。
张大眼想：这才是没影子的事！钱粮如数催齐，我身无过犯，会挨三十板？不理他！他把斗笠按了按，低着头噌噌噌噌往城里走。
不想刚进城，听得一声大喝：
“拿下！”
张大眼瞪着两只大眼。
原来这天是初一，县官王老爷出城到东岳庙行香。张大眼早晨起冒了，懵里懵懂，一头撞在喝道的锣夫的身上，把锣夫撞了个仰八叉，哐当一声，锣也甩出去老远。王老爷推开轿帘，问道：“什么人？”衙役们七手八脚把张大眼摁倒在地。张大眼不知道咋的，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喘气，大汗珠子直往下掉。“看他神色慌张，必定不是好人。来！打他三十板！”衙役褪下张大眼的裤子，张大眼趴在大街上，哈哈大笑。“你笑什么？打你屁股，你不怕疼，还笑？”张大眼说：“我早知道今天要挨三十个板子。”——“你怎么知道？”张大眼于是把他怎么催租，怎么路过秋稼湾，怎么在豆花棚上看到一个樟柳神，樟柳神是怎么怎么说的，一五一十，说了个备细。
“你有樟柳神？”
“有。”
“呈上来！”
县太爷把樟柳神放在轿子里的扶手板上，樟柳神直跟他点头招手，笑嘻嘻的。
“樟柳神归我了。来，赏他——你叫什么？”
“张大眼。”
“赏张大眼一千铜钱！”
“禀老爷，樟柳神爱在斗笠里待着。”
“那成，我让他待在我的红缨大帽里。——起轿！”
“喳！”
王老爷得了樟柳神，心想：这可好了，我以后审案子，不管多么疑难，只要问他，是非曲直，一断便知。我一向有些糊涂，从今以后，清如水，明如镜，这锦绣前程么，是稳拿把掐的了！
于是每次升堂，都在大帽里藏着樟柳神。不想樟柳神一声不言语。
王老爷退堂，问樟柳神：
“你怎么不说话？”
樟柳神说：
老爷去审案，
按律秉公断。
问我樟柳神，
要你做什么？——吃饭？
当县官的，最关心的是官场的浮沉升降，乃至变法维新，国家大事。王老爷对自己的进退行止，拿不定主意，就请问樟柳神。樟柳神说：
大事我了然，
就是不说破。
问我为什么，
我也怕惹祸。
“你是神，你还怕惹祸？”
“瞧你说的！神就不怕惹祸？神有神的难处。”
樟柳神倒也不闲着，随时向王老爷报一些事。
一早起来，说：
清早起来雾漫漫，
黑鸡下了个白鸡蛋。
到了前半晌，说：
黄牛角，
水牛角，
牛打架，
角碰角。
到快中午了，说：
一个面铺面冲南，
三个老头来吃面。
一个老头吃半斤，
三个老头吃斤半。
到了夜晚，王老爷困得不得了，摘下了大帽，歪靠在榻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听见樟柳神在大帽里又说又唱：
唧唧唧，啾啾啾，
老鼠来偷油。
乒乒乓乓——噗，
吱溜！
王老爷一激灵，醒了。
“乒乒乓乓？”
“猫来了，猫追老鼠。”
“噗？”
“猫追老鼠，碰倒了油瓶，——噗！”
“吱溜？”
“老鼠跑了。”
樟柳神老是在王老爷耳朵根底下说这些少盐没醋的淡话，没完没了，弄得王老爷实在烦得不行，就从大帽下面把他捏出来，摔到窗外。
不想，一会儿就又听到帽子底下一趯一趯地蹦。老爷掀开大帽：
“你怎么又回来啦？”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是不是要跟着我一辈子？”
“那没错！”
〔附记〕
宣鼎，号瘦梅，安徽天长人，生活于同光间，曾在我的故乡高邮住过，在北市口开一家书铺，兼卖画。我的祖父曾收得他的一幅条山。《夜雨秋灯录》是他的主要的笔记小说。也许因为他是高邮隔湖邻县的文人，又在高邮住过，所以高邮人不少看过他的这本书。《夜雨秋灯录》的思想平庸，文笔也很酸腐，只有这篇《樟柳神》却很可喜，樟柳神所唱的小曲尤其清新有韵致。于是想起把这篇东西用语体文重写一遍。前面一部分基本上是按原文翻译，结尾则以己意改作。这样的改变可能使意思过于浅露、少蕴藉了。
@牛飞
（据《聊斋志异》）
彭二挣买了一头黄牛。牛挺健壮，彭二挣越看越喜欢。夜里，彭二挣做了个梦，梦见牛长翅膀飞了。他觉得这梦不好，要找人详这个梦。
村里有仨老头，有学问，有经验，凡事无所不知，人称“三老”。彭二挣找到三老，三老正在丝瓜架底下抽烟说古。三老是：甲、乙、丙。
彭二挣说了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甲说：“牛怎么会飞呢？这是不可能的事！”
乙说：“这也难说。比如说，你那牛要是得了癀，死了，或者它跑了，被人偷了，你那买牛的钱不是白扔了？这不就是飞了？”
丙是思想最深刻的半大老头，他没十分注意听彭二挣说他的梦，只是慢悠悠地说：“啊，你有一头牛？……”
彭二挣越想越嘀咕，决定把牛卖了。他把牛牵到牛市上，豁着赔了本，贱价卖了。卖牛得的钱，包在手巾里，怕丢了，把手巾缠在胳臂上，往回走。
走到半路，看见路旁豆棵里有一只鹰，正在吃一只兔子，已经吃了一半，剩下半只，这鹰正在用钩子嘴叼兔子内脏吃，吃得津津有味。彭二挣轻手轻脚走过去，一伸手，把鹰抓住了。这鹰很乖驯，瞪着两只黄眼珠子，看着彭二挣，既不鹐人，也没有怎么挣蹦。彭二挣心想：这鹰要是卖了，能得不少钱，这可是飞来的外财。他把胳臂上的手巾解下来，用手巾一头把鹰腿拴紧，架在左胳臂上，手巾、钱，还在胳臂上缠着。怕鹰挣开手巾扣，便老是用右手把着鹰。没想到，飞来一只牛虻，在二挣颈子后面猛叮了一口，彭二挣伸右手拍牛虻，拍了一手血。就在这工夫，鹰带着手巾飞了。
彭二挣耷拉着脑袋往回走，在丝瓜棚下又遇见了三老，他把事情的经过，前前后后，跟三老一说。
三老甲说：“谁让你相信梦！你要不信梦，就没事。”
乙说：“这是天意。不过，虽然这是注定了的，但也是咎由自取。你要是不贪图外财，不捉那只鹰，鹰怎么会飞了呢？牛不会飞，而鹰会飞。鹰之飞，即牛之飞也。”
半大老头丙曰：
“世上本无所谓牛不牛，自然也即无所谓飞不飞。无所谓，无所谓。”
荷兰奶牛肉
中午收工，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人都听说，荷兰奶牛叫火车撞死了。大家心里暗暗高兴。
农业科学研究所是“农业”科学研究所，不是畜牧业科学研究所。主要研究的是大田作物——谷子、水稻，果树，蔬菜，马铃薯晚疫病防治，土壤改良，植物保护……但是它也兼管牧业。养了一群羊，大概有四百多只。为什么养羊呢？因为有一只纯种高加索种公羊。这只公羊体态雄伟，神情高傲。它的精子被授予了很多母羊，母羊生下的小羊全都变了样子，毛厚，肉多，尾巴从扁不塌塌的变成了垂挂着的一条。这一带的羊都是这头种公羊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养羊是为了改良羊种，这有点科学意义。所里还养了不少猪，因为有两只种公猪，一只巴克夏，一只约克夏。这两只公猪相貌狞恶，长着獠牙，雄性十足。它们的后代也很多了，附近的小猪也都变了样子，都是短嘴，大腮，长得很快，只是没有猪鬃。养猪是为了改良猪种，这也有科学价值。为什么要弄来一头荷兰奶牛呢？谁也不明白。是为了改良牛种？它是母牛，没有精子。为了挤奶？挤了奶拿到堡（这里把镇子叫作“堡”）里去卖？这里的农民没有喝牛奶的习惯，而且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距离喝牛奶还差得很远。为了改善所里职工生活？也不像。领导上再关心所里的职工，也不会特意弄了一条奶牛来让大家每天喝牛奶。这牛是所里从研究经费里拿出钱来买的呢，还是农业局拨到这里喂养的呢？工人们都不清楚，只听说牛是进口的，要花很多钱。花了多少钱呢，不打听。打听这个干啥？没用！
大家起初对这头奶牛很稀罕。很多工人还没见过这种白地黑斑粉红肚皮的牲口，上工下工路过牛圈，总爱看两眼。这种兴趣很快就淡了。应名儿叫个“奶牛”，可是不出奶！这怪不得它。没生小牛，哪里来的奶呢？它可是吃得很多，很好。除了干草，喂的全是精饲料：加了盐煮熟的黑豆、玉米、高粱。有的工人看见它卧在牛圈里倒嚼，会无缘无故地骂它一声：“球东西！”
干吗生它的气呢？因为牛吃得足，人吃不饱。这是什么时候？1960年。农科所本来吃得不错。这个所里的工人，除了固定的长期工，多一半是从各公社调来的合同工。合同工愿意来，一是每月有二十九块六毛四的工资，同时也因为农科所伙食好。过去，出来当长工，对于主家的要求，无非是：一、大工价；二、好饭食。农科所两样都不缺。二十九块六毛四，在当地的农民看起来，是个“可以”的数目。所里有自己的菜地，自己的猪，自己的羊，自己的粉坊，自己的酒厂。不但伙食好，也便宜。主食通常都是白面、莜面。食堂里每天供应两个菜，甲菜和乙菜。甲菜是肉菜。猪肉炖粉条子，山药（即土豆）西葫芦炖羊肉。乙菜是熬大白菜，炒疙瘩白，油不少。五八年“大跃进”，天天像过年。
五八年折腾了一年，五九年就不行了。
春节吃过一顿包饺子。插秧，锄地吃了两顿莜面压饸饹。照规矩锄地是应该吃油糕（油煎黄米糕）的。“锄地不吃糕，锄了大大留小小”（锄去壮苗，留下弱苗）。不吃油糕，也得给顿莜面吃。除此之外，再没见过个莜面、白面，都是吃红高粱面饼子。到了下半年，连高粱糠一起和在面里，吃得人拉不出屎来。所里一个总务员和食堂的大师傅创制出十好几样粗粮细做的点心：谷糠做的桃酥、苹果树叶子磨碎了加了白面做的“八件”等等。还开了个展览会，请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参观、品尝。这些负责人都交口称赞：“好吃！”“好吃！”那能不好吃？放了那么多白糖、胡麻油！这个展览会还在报上发了消息，可是这能大量做，天天吃，能推广吗？几位技师、技术员把日常研究工作都停了，集中力量鼓捣小球藻、人造肉。工人们对此不感兴趣，认为是瞎掰。这点灰绿色的稀汤汤，带点味精味儿的凉粉一样的东西就能顶粮食？顶肉？
农科所向例对职工间长不短地有福利照顾。苹果下来的时候，每人卖给二十斤苹果。收萝卜的时候，卖给三十斤心里美。起葱的时候，卖给一捆大葱，五十来斤。苹果，用网兜装了挂在床头墙上，饿了，就摸出一个嚼嚼。三十斤萝卜，值不当窖起来，堆在床底下又容易糠了，工人们大都用一堆砂把萝卜埋起来，隔两三天浇一点水，想吃的时候，掏出一个来，总是脆的。大葱，怎么吃呢？——烧葱。这时候天冷了，已经生了炉子，把葱搁在炉盘上，翻几个个儿，就熟了。一间工人宿舍，两头都有炉子，二十多人一起烧葱，一屋子都是葱香。葱烧熟了，是甜的。苹果、萝卜、葱，都好吃，但是“不解决问题”。怎么才“解决问题”？得吃肉。
五九年一年，很少吃肉。甲菜早就没有了。连乙菜也由“下搭油”（油煸锅）改为“上搭油”（白水熬白菜，菜熟了舀一勺油浇在上面）。七月间吃过一次猪肉。是因为猪场有几个“克郎”实在弱得不行了，用手轻轻一推，就倒了，再不杀，也活不了几天。开开膛一看，连皮带膘加上瘦肉，还不到半寸厚。煮出来没有一点肉香。而且一个人分不到几片。国庆节杀了两只羊。羊倒还好。羊吃百样草，不喂它饲料，单吃一点槐树叶子，它也长肉。这还算是个肉。从吃了那一顿肉到今天，几个月了？工人们都非常想吃肉。想得要命。很多工人夜里做梦吃肉，吃得非常痛快，非常过瘾。
农科所的工人的生活其实比一般社员要好多了。农科所没有饿死一个人，得浮肿的也没有几个。堡里可是死了一些人。多一半是老头老奶奶。堡里原来有个“木业社”（木业生产合作社），是打家具的，改成了做棺材。铁道两边种的都是榆树，榆树皮都叫人剥了，露出雪白雪白的光秃的树干。榆皮磨粉是可以吃的。平常年月，压荞面饸饹，要加一点榆皮面，这才滑溜，好吃。那是为了好吃。现在剥榆皮磨成面，是为了充饥。
农科所的党支部书记老季，季支书，看了铁路两旁雪白雪白的榆树树干，大声说：“这成了什么样子！”
铁路两旁的榆树光秃秃的，雪白雪白的。
这成了什么样子！农科所的工人想吃肉，想得要命。他们做梦吃肉。
谁也没料到，荷兰奶牛会叫火车撞死了。
大概的经过是这样：牛不知道怎么把牛圈的栅栏弄开了，自己走了出来。干部在办公室，工人在地里，谁也没发现。它自己溜溜达达，蹓到火车站（以上是想象）。恰好一列客车进站，已经过了扬旗，牛忽就从月台上跳下了轨道。火车已经拉了闸，还用余力滑行了一段。牛用头去顶火车。火车停了，牛死了。牛身上没流一滴血，连皮都没破（以上是火车站的人目击）。车站的搬运工把牛抬上来，火车又开走了。这次事故是奶牛自找的，谁也没有责任。
火车站通知农科所。所里派了几个工人，用一辆三套大车把牛拉了回来。
所领导开了一个简短的会，研究如何处理荷兰奶牛的遗骸。只有一个办法：皮剥下来，肉吃掉。卖给干部家属一部分，一户三斤；其余的肉，切块，炖了。
下午出工后不久，牛肉已经下了锅。工人们在地里好像已经闻到牛肉香味。这天各组收工特别地早。工人们早早就拿了两个大海碗（工人都有两个海碗，一个装菜，一个装饭），用筷子敲着碗进了食堂，在买饭的窗口排成了两行，等着。到点了，咋还不开窗，等啥？
等季支书。季支书要来对大家进行教育。
季支书来了，讲话。略谓：“荷兰奶牛被火车撞死了，你们有人很高兴，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国家财产多大的损失？你们知道这头奶牛是多少钱买的吗？”
有个叫王全的工人有个毛病，喜欢在领导讲话时插嘴。王全说：“知不道。”
“知不道！你就知道个吃！你知道这牛肉按成本，得多少钱一斤？一碗炖牛肉要是按本收费，得多少钱一碗？”
王全本来还想回答一句“知不道”，旁边有个工人拉了他一把，他才不说了。
季支书接着批评了工人的劳动态度：“下了地，先坐在地头抽烟。等抽够了烟，半个小时过去了，这才拿起铁锹动弹！”
王全又忍不住插嘴：“不动弹，不好看；一动弹，一身汗！”
季支书不理他，接着说：“下地比画两下，又该歇息了。一歇又是半个小时。再起来，再比画比画，该收工了！你们这样，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这碗炖牛肉吗？——王全，你不要瞎插嘴！”
季支书接着把我们的生活和苏联作了比较，说是有一个国际列车的乘务员从苏联带回来一个黑列巴，里面掺了锯末，还有一根钉子，说：“咱们现在吃红高粱饼子，总比黑列巴要好些嘛！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古话说：能忍自安，要知足。”
接着又说到国际形势：“今天，你们吃炖牛肉，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支援他们，解放他们。要放眼世界，胸怀全地球……”
他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讲了半天。牛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一阵一阵地往外飘，工人们嘴里的清水一阵一阵往外漾，肚里的馋虫一阵一阵往上拱。好容易，他讲完了，对着窗口喊了一声：“开饭！给大伙盛肉！”
这天，还蒸了白面馒头。半斤一个，像个小枕头似的，一人俩。所里还一人卖给半斤酒。这酒是甜菜疙瘩、高粱糠还有菜帮子一块蒸的，味道不咋的，但是度数不低，很有劲。工人们把牛肉、馒头都拿回宿舍里去吃。他们习惯盘腿坐在炕上吃饭。霎时间，几间宿舍里酒香、肉香、葱香，搅作一团。炉子烧得旺旺的。气氛好极了。他们既不猜拳，也不说笑，只是埋着头，努力地吃着。
季支书离了工人大食堂，直奔干部小食堂。小食堂里气氛也极好。副所长姓黄，精于烹饪。他每隔二十分钟就要到小食堂去转一次，指导大师傅烧水、下肉、撇沫子，下葱姜大料，尝咸淡味儿、压火、收汤。他还吩咐到温室起出五斤蒜黄，到蘑菇房摘五斤鲜蘑菇，分别炒了骨堆堆两大盘。等到技师、技术员、行政干部都就座后，他当场表演，炒了一个生炒牛百叶，脆嫩无比。酒敞开了喝。酒库的钥匙归季支书掌握，随时可以开库取酒。他们喝的是存下的纯粮食酒。季支书是个酒仙。平常每顿都要喝四两。这天，他喝了一斤。
荷兰奶牛肉好吃么？非常好吃。细，嫩，鲜，香。
时1960年初春，元旦已过，春节将临。
拟故事两篇
@仓老鼠和老鹰借粮
“仓老鼠和老鹰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
——《红楼梦》
天长啦，夜短啦，耗子大爷起晚啦！
耗子大爷干吗哪？耗子大爷穿套裤哪。
来了一个喜鹊，来跟仓老鼠借粮。
喜鹊和在门口玩耍的小老鼠说：
“小胖墩，回去告诉老胖墩：‘有粮借两担，转过年来就归还。’”
小老鼠回去跟仓老鼠说：“有人借粮。”
“什么人？”
“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哦！喜鹊。他说什么？”
“小胖墩，回去告诉老胖墩：‘有粮借两担，转过年来就归还。’”
“借给他两担！”
天长啦，夜短啦，耗子大爷起晚啦。
耗子大爷干吗哪？耗子大爷梳胡子哪。
来了个乌鸦，来跟仓老鼠借粮。
乌鸦和在门口玩耍的小老鼠说：
“小尖嘴，回去告诉老尖嘴：‘有粮借两担，转过年来就归还。’”
小老鼠回去跟仓老鼠说：“有人借粮。”
“什么人？”
“从南来个黑大汉，腰里别着两把扇。走一走，扇一扇，‘阿弥陀佛好热的天！’”
“这是什么时候，扇扇？！”
“是乌鸦。”
“他说什么？”
“小尖嘴，回去告诉老尖嘴：‘有粮借两担，转过年来就归还。’”
“借给他两担！”
天长啦，夜短啦，耗子大爷起晚啦！
耗子大爷干吗哪？耗子大爷咕嘟咕嘟抽水烟哪。
来了个老鹰，来跟仓老鼠借粮。
老鹰和在门口玩耍的小老鼠说：
“小猫菜，回去告诉老猫菜：‘有粮借两担，转过年来不定归还不归还！’”
小老鼠回去跟仓老鼠说：“有人借粮。”
“什么人？”
“钩鼻子，黄眼珠，看人斜着眼，说话尖声尖气。”
“是老鹰！——他说什么？”
“他说：‘小猫菜回去告诉老猫菜——’”
“什么‘小猫菜’、‘老猫菜’！”
“——‘有粮借两担’——”
“转过年来？”
“——‘不定归还不归还！’”
“不借给他！——转来！”
“……”
“就说我没在家！”
小老鼠出去对老鹰说：
“我爸说：他没在家！”
仓老鼠一想：这事完不了，老鹰还会来的。我得想个办法。有了！我跟他哭穷，我去跟他借粮去。
仓老鼠找到了老鹰，说：
“鹰大爷，鹰大爷！天长啦，夜短啦，盆光啦，瓮浅啦。有粮借两担，转过年来两担还四担！”
老鹰一想，气不打一处来：这可真是：“仓老鼠跟老鹰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好，我借给你，你来！你来！”
仓老鼠往前走了两步。
老鹰一嘴就把仓老鼠叼住，一翅飞到树上，两口就把仓老鼠吞进了肚里。
老鹰问：“你还跟我借粮不？”
仓老鼠在鹰肚子里连忙回答：“不借了！不借了！不借了！”
@螺蛳姑娘
有种田人，家境贫寒。上无父母，终鲜兄弟。薄田一丘，茅屋数椽。孤身一人，艰难度日。日出而作，春耕夏锄。日落回家，自任炊煮。身为男子，不善烧饭。冷灶湿柴，烟熏火燎。往往弄得满脸乌黑，如同灶王。有时怠惰，不愿举火，便以剩饭锅巴，用冷水泡泡，摘取野葱一把，辣椒五颗，稍蘸盐水，大口吞食。顷刻之间，便已果腹。虽然饭食粗粝，但是田野之中，不乏柔软和风，温暖阳光，风吹日晒，体魄健壮，精神充溢，如同牛犊马驹。竹床棉被，倒头便睡。无忧无虑，自得其乐。
忽一日，作田既毕，临溪洗脚，见溪底石上，有一螺蛳，螺体硕大，异于常螺，壳有五色，晶莹可爱，怦然心动，如有所遇。便即携归，养于水缸之中。临睡之前，敲石取火，燃点松明，时往照视。心中欢喜，如得宝贝。
次日天明，青年男子，仍往田间作务。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余霞散绮，落日熔金。此种田人，心念螺蛳，急忙回家。到家之后，俯视水缸：螺蛳犹在，五色晶莹。方拟升火煮饭，揭开锅盖，则见饭菜都已端整。米饭半锅，青菜一碗。此种田人，腹中饥饿，不暇细问，取箸便吃。热饭热菜，甘美异常。食毕之后，心生疑念：此等饭菜，何人所做？或是邻居媪婶，怜我孤苦，代为炊煮，便往称谢。邻居皆曰：“我们不曾为你煮饭，何用谢为！”此种田人，疑惑不解。
又次日，青年男子，仍往作田。归家之后，又见饭菜端整。油煎豆腐，细嫩焦黄；酱姜一碟，香辣开胃。
又又次日，此种田人，日暮归来，启锁开门，即闻香气。揭锅觑视：米饭之外，兼有腊肉一碗，烧酒一壶。此种田人，饮酒吃肉，陶然醉饱。
心念：果是何人，为我做饭？以何缘由，作此善举？
复后一日，此种田人，提早收工，村中炊烟未起，即已抵达家门。轻手蹑足，于门缝外，向内窥视。见一姑娘，从螺壳中，冉冉而出。肤色微黑，眉目如画。草屋之中，顿生光辉。行动婀娜，柔若无骨。取水濯手，便欲做饭。此种田人，破门而入，三步两步，抢过螺壳；扑向姑娘，长跪不起。螺蛳姑娘，挣逃不脱，含羞弄带，允与成婚。种田人惧姑娘复入螺壳，乃将螺壳藏过。严封密裹，不令人知。
一年之后，螺蛳姑娘，产生一子，眉目酷肖母亲，聪慧异常。一家和美，幸福温馨，如同蜜罐。
唯此男人，初得温饱，不免骄惰。对待螺蛳姑娘，无复曩时敬重，稍生侮慢之心。有时入门放锄，大声喝唤：“打水洗脚！”凡百家务，垂手不管。唯知戏弄孩儿，打火吸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俨然是一大爷。螺蛳姑娘，性情温淑，并不介意。
一日，此种田人，忽然想起，昔年螺壳，今尚在否？探身取视，晶莹如昔。遂以逗弄婴儿，以箸击壳而歌：
“丁丁丁，你妈是个螺蛳精！
橐橐橐，这是你妈的螺蛳壳！”
彼时螺蛳姑娘，方在炝锅炒菜，闻此歌声，怫然不悦，抢步入房，夺过螺壳，纵身跳入。倏忽之间，已无踪影。此种田人，悔恨无极。抱儿出门，四面呼喊。山风忽忽，流水潺潺，茫茫大野，迄无应声。
此种田人，既失娇妻，无心作务，田园荒芜，日渐穷困。神情呆滞，面色苍黑。人失所爱，易于速老。
窥浴
岑明是吹黑管的，吹得很好。在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的时候，教黑管的老师虞芳就很欣赏他，认为他聪明，有乐感，吹奏有感情。在虞芳教过的几班学生中，她认为只有岑明可以达到独奏水平。音乐是需要天才的。
附中毕业后，岑明被分配到样板团。自从排练样板戏以后，各团都成立了洋乐队。黑管在仍以“四大件”为主的乐队里只是必不可少的装饰，一晚上吹不了几个旋律。岑明一天很清闲。他爱看小说。看《红与黑》，看D.H.劳伦斯。
岑明是个高个儿，瘦瘦的，卷发。
他不爱说话，不爱和剧团演员、剧场职员说一些很无聊的荤素笑话。演员、职员都不喜欢他，认为他高傲。他觉得很寂寞。
俱乐部练功厅上有一个平台，堆放着纸箱、木板等等杂物。从一个角度，可以下窥女浴室，岑明不知道怎么发现了这个角落。他爬到平台上去看女同志洗澡。已经不止一次。他的行动叫一个电工和一个剧场的领票员发现了，他们对剧场的建筑结构很熟悉。电工和领票员揪住岑明的衣领，把他拉到练功厅下面，打他。
一群人围过来，问：
“为什么打他？”
“他偷看女同志洗澡！”
“偷看女同志洗澡？——打！”
七八个好事的武戏演员一起打岑明。
恰好虞芳从这里经过。
虞芳看到，也听到了。
虞芳在乐团吹黑管，兼在附中教黑管。她有时到乐团练乐，或到几个剧团去辅导她原来的学生，常从俱乐部前经过，她行步端庄，很有风度。演员和俱乐部职工都认识她。
这些演员、职员为什么要打岑明呢？说不清楚。
他们觉得岑明的行为不道德？
他们是无所谓道德的观念的。
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甚至是污辱（他们的家属是常到女浴室洗澡的）。
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讨厌岑明，痛恨他的高傲，他的落落寡合，他的自以为有文化、有修养的劲儿。这些人都有一种潜藏的，严重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庸俗的，没有文化的，没有才华的，被人看不起的。他们打岑明，是为了报复，对音乐的，对艺术的报复。
虞芳走过去，很平静地说：
“你们不要打他了。”
她的平静的声音产生了一种震慑的力量。
因为她的平静，或者还因为她的端庄，她的风度，使这群野蛮人撒开了手，悻悻然地散开了。
虞芳把岑明带到自己的家里。
虞芳没有结过婚，她有过两次恋爱，都失败了，她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音乐学院附中分配给她一个一间居室的宿舍，就在俱乐部附近。
“打坏了没有？有没有哪儿伤着？”
“没事。”
虞芳看看他的肩背，给他做了热敷，给他倒了一杯马蒂尼酒。
“他们为什么打你？”
岑明不语。
“你为什么要爬到那么个地方去看女人洗澡？”
岑明不语。
“有好看的么？”
岑明摇摇头。
“她们身上有没有音乐？”
岑明坚决地摇了摇头：“没有！”
“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腿修长。脚很美。
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
虞芳也感觉到他爱看她的脚。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点晕眩。
他发抖。
她使他渐渐镇定了下来。
（肖邦的小夜曲，乐声低缓，温柔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