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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延安在全国的影响如日中天，成为了有志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成群结队的穿着草鞋，打着绑腿的青年人成为了咸榆公路上的一大景观。仅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两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达两万人。然而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国民党省党部给蒋委员长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长此以往，青年才俊尽属**，其势其力日炽，后患无穷。
蒋委员长阅后颇有同感，随即下手令一道：青年乃国之未来，若尽付匪逆，孰为可惜，汝等务必千方百计塞源截流勿使泛滥。
令行禁止，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上设置起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同官（今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道关卡，专门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作为配套措施，还在西安的东厅门增设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在咸阳北门外成立了干训四团特训总队，专门收容各地关卡扣押下来的赴延安青年。
张寒晖深知他们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遇到关卡，他就夜行昼伏，绕道而行，因此，他们的行程格外艰难困苦，走了半个月，才走到洛川境内。他们的布鞋早就穿坏了，他们平均一天买一双草鞋。他们的脚被草鞋磨烂了，他们只好撕下衣服上的布包脚，他们因此变得衣衫褴褛。他们十五天没有洗澡，他们的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浑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满了黄土，他们好像一群叫花子。好在他们没有挨饿，唐风和关若云身上的钱保证了他们食宿无忧。他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就在这成功在望之际，张寒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张寒晖的思想里有一个固定的认识：只有贫苦农民才是他的朋友，有钱人都是靠不住的。因此，快到洛川检查站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最贫穷的村庄里最贫穷的一户农民家借宿。他们准备在这家农民家里度过白天的时间，天黑后再行动。张寒晖慷慨地给了这家农民一块大洋作为借宿费用，又让唐风拿出一块大洋给农民，托他买两只鸡和一些吃的。张寒晖的慷慨引起了那位看起来很老实的农民的怀疑。那个农民舍不得花那一块大洋到外面去买鸡，他把自家养得两只鸡宰了炖了。鸡炖熟了后，他把鸡肉鸡汤倒到一个瓦盆里，用腾出来的锅煮了一锅小米饭。然后他趁他们吃饱喝足横七竖八地挤在土炕上睡觉的时候，跑到检查站举报了他们。那个农民从检查站领到了一块大洋赏钱。那个贫苦农民一天内挣了三块大洋，为此他整整高兴了一年。他曾经跑到肤施（延安的旧称）去给人家扛活，那个以乐善好施闻名的老财给他一年的工钱也不过三块大洋。他的好运气导致那个贫穷小村子的贫苦农民集体患上了红眼病，他们晚上跪在自家的炕头上给老天爷磕头，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也能碰上这种自投罗网式的好事，也发上一笔横财。
张寒晖他们实在太累了，如果没有检查站的军警把他们一个个揪起来，他们能一觉睡到天黑。等他们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带到了关卡检查站。面对检查站站长的审问，他们按照张寒晖预先统一的口径一口咬定，他们是中央税警团派往延安执行特殊任务的特工人员。
检查站站长问：“既然是税警团的人，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通过关卡，反而鬼鬼祟祟藏到农民家里？”
张寒晖反问道：“你啥时候见过大大方方的特工？”
“你们的证件呢？”检查站站长脱口而出，说完后自己也觉得说了句蠢话。
张寒晖又一次反问道：“你见过带证件的特工吗？”这一次语调里带着明显的嘲弄。
站长一拍桌子，喊道：“你少给我装腔作势，你们一口的东北腔，可税警团一水的南方人。你说你们是税警团的人？拿我当瓜娃呀？老实交待，省得受皮肉之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