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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有了一个一致相同的意见，拿下李昰应已成刻不容缓之势。但在具体实施上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如果大摇大摆地公开捕捉李昰应，那根本就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请不要忘了，就在李昰应刚刚二返政坛，他便委任其嫡长子李载冕为大将军，执掌着朝鲜全国兵权，搞不好就会激起大变，引发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余下的就是智取，诱捕李昰应。于是，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三人联名上请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及时转奏清政府总理衙门，并很快获准。
8月6日，吴长庆以宗主国大清进驻朝鲜最高长官的身份，率黄仕林、袁世凯等拜访李昰应。谈话间，李昰应对宗主国大清及时派兵进驻朝鲜表示欢迎。
吴长庆说：此次奉命领兵前来，目的是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
李昰应听了很高兴。他想，大清和朝鲜到底是一家人。要不是“大哥”及时出兵援助，日人“花鬼子”不定要闹出个什么样子来。并逐渐打消了先前对于吴长庆来访的戒备心理。
吴、李二人畅谈甚欢，并约好下午李昰应进行礼节性回访。
这天下午，天突然下起了小雨。在汉城南大门外黄仕林兵营里，正在等待中的马建忠、吴长庆等人很是担心天下着雨，李昰应会否爽约！等到4点钟时，才见李昰应率十多名随从如约而来。
清军列队隆重欢迎，马建忠、吴长庆、丁汝昌、吴兆有、黄仕林、张謇、袁世凯等依次亲自出营迎接。多咱受过如此隆厚礼遇呀！李昰应春风满面，心花怒放。可怜的老头哟，精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来到了一个永不该来的地方。
李昰应在马建忠、吴长庆、丁汝昌等一班人簇拥下兴高采烈地进入营帐。他的十多名随护刚要随着入帐，却被早有准备的袁世凯一下挡住，接下就给袁世凯连哄带攘地安排在了另外一个营帐，好茶好果子的招待着。
营帐内，宾主相互礼毕，开始了笔谈。先是马建忠与李昰应笔叙，只见马建忠气定神闲，提笔舒缓地书道：朝鲜今后要注重和加大军事力量的发展啊。
李昰应提笔在手，饱蘸砚中墨，书道：是呀，朝鲜一旦国力自强，肯定要加强军力。
应当说，李昰应的毛笔书法相当造谐。从4点到5点钟，他和马建忠交换了不少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足足笔谈了0多纸。
这时，马建忠环视了下帐内，见全是大清的军人，并无一名李昰应的随护，知道这是按照先前设计，袁世凯已经完成了手脚。心说，是时候了。
马建忠遂运笔疾书道：请问阁下，可否知道凡朝鲜国王具都乃我大清皇帝所册封？
李昰应迟疑地书道：这没错呀！
马建忠：既然知道国王为大清皇帝册封，你6月9日发动兵变，诛杀弄已，篡夺政权。你这是严重损毁了大清皇帝册封的朝鲜王权，犯下了欺君之罪啊。
李昰应一看这口气，情知大事不妙，转过头来一看，身边一个随护都不见，更是慌了！李昰应身子侧向吴长庆，壮起胆来急急速书问吴长庆道：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
要说这李昰应还真是个有才人，不但书法秀起来很不一般，还很精通“上国”的历史典故。
西汉时，由于楚王韩信功高震主，汉高祖刘邦决计除掉他，于是便采纳阵平之计伪称去云梦泽《洞庭湖》巡游。韩信中计，前去迎接，结果被捕。
吴长庆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好，正在尴尬之际，突然帐帘被掀，袁世凯一脸怒气闯入帐内。
李昰应见袁世凯两眼喷火地盯着自己，方知大难来临。他两眼惶恐地望了下马建忠，故作镇定书下最后一行字。
“我国一直视大清为天朝上邦啊！”
马建忠避开李昰应的目光，迅即书道：不用多想了，念你是朝鲜国王之父，故今天不作为难，你还是去天津听候御旨吧。
袁世凯不等李昰应再作辩解，把手一挥，两名士兵扑上去按紧李昰应，不容挣扎地将其押出营帐。
此时帐外军士列队两行，剑戟林立。两名士兵押着李昰应朝向一顶轿乘速速走去。到了跟前，李昰应挣扎着说：我坐自己的，我的轿子呢？
袁世凯仗剑喝道：事已至此，徒劳抗争。
李昰应被两名士兵强行塞入轿内，抬起就走。
丁汝昌率100多名士兵随即押后紧跟，连夜冒雨，直奔南阳海口而去。
袁世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亲自带领一小队亲兵，雨夜巡视汉城各主要街道和王宫周围，直到很晚。确认未有异常出现，这才返回军营休息。
凭心而论，“壬午兵变”实际上是朝鲜军民自发的一场反贪腐、反暴政，反击日人侵略势力蚕食朝鲜的正义斗争。李昰应而只不过是利用了这次兵变，夺回失去已久的权力而已。单就事件本身来讲，这并没什么别害之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旧的政权覆灭，一个新的政权诞生，这是一个人类在推进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中的规律。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不是这样呢？从客观上讲诱捕李昰应，实在是清政府极不情愿而又不得为之的一件事。李昰应所推行的锁国政策固然是消极愚昧的，因为这种保守主义国策严重造成了朝鲜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妄自大的心态。但李昰应至少对大清还是无尚遵崇和信赖的。相反闵妃集团所谓的开国政策，却也实在找不出半点的可恭维之处。这是因为闵妃的开国政策并非是主观自愿的，完全是出于对日人侵略势力屈服和妥协。为了达到一已私利，不惜丧失国家主权，大大地伤害了国民自尊心和民族尊严。拉下一个亲请派，而拣起的却是一个亲日派，两相权衡，孰轻孰重，大清的决策们不会连这点都不明白。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清政府自利主义对朝鲜政策的作崇。惟恐李昰应继而不断的锁国闭关政策，会导致破坏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对列强均等开放的政策。为确保清王朝在朝鲜“以夷制夷”方略的实施，以欧美列强牵制日人，使日人既不能吞并朝鲜，又使朝鲜问题国际化，让朝鲜成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清政府这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拘拿李昰应，以此“息事宁人”，防止日人借口介入。
可事实上是，大清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弊大于利，且损人不利已。因为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同时还大大地助长了日人的嚣张气焰，使大清在清日外交上陷入步步被动的局面，而且很快地，大清的这种做法就遭到了历史捉弄，在李昰应被软禁保定不到三年，因“甲申事变”大清又不得不将李昰应重新释放，并由袁世凯将其护送回国。这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哪！当然这也是后话。
拘捕了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并且很快地将其安全押送大清国内。这对于吴长庆、马建忠等人来说，是最为爽心惬意的一件事。老李头实在一个麻烦的制造者，且又碍手碍脚的，逮了他剩下来的事也许就好办多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可是袁世凯就不行了，从拘捕押送走李昰应的那一刻起袁世凯就开始有些心虚起来。一个小小营务处总帮办竟然鼓吹上级拘捕人家一国国王之父，是不是自己做事太过孟浪？万一因此生出什么大事端来，颈上这颗大脑袋岂不是就长得不稳了？不行，得想法主动弥补下后果，不然只会坐以待毙。袁世凯还是很有办法的，他立即书信张佩纶，信中先是吹嘘一番自己在平乱中如何地机智果敢，奋勇善战。继而又累数了李昰应种种恶端和罪行，以及又是怎样地施计擒下李昰应。在信的最后部分，袁世凯这才道出了自己心里话：……总之大院君实为祸首，乱党皆借其名以资号召，所以大院君一日不离本土，朝鲜永无太平之望。纵不能置之重典。亦当囿之囹圄。弟恐爵帅未悉个中逆谋，一时被大院君供词所蒙蔽，归咎世凯，不擅执属国王父，希图邀功幸赏，所以沥清上达清听，并恳将此中真相转禀爵帅，庶使属国乱臣不得消遥法外，再为酿祸之厉阶，幸甚幸甚。
怎么样，人家袁世凯虽但为自己脱清了干系，且又不妄图连累他人，末了连处理意见都替李鸿章拿了。这也从当事人那里间接地再次证明，拘捕李昰应“既定方针”说，实在是有别有用心之人，出于某种阴暗目的所谎言之。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突然销声匿迹,一夜未归，使得本就尚未安定的朝鲜王室很是惊恐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天刚放亮，朝鲜左承使严世荣就慌慌张张地来到了吴长庆大营。
在三军大帐，吴长庆接待了严世荣，并让张謇就拘捕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一事向其作出解释。
张謇道：清军此次奉命进入朝鲜，主要目的是为平定兵乱，以正朝纲。至于与日人缔约尚居其次。但为阻止日人以此为借口要挟寻衅，拘捕大院君诚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是这次**首魁，所以我大清皇帝很想亲自听其详述，故方作此举。不过请左承使放心，我大清皇帝皇恩浩荡，必不至为难大院君，这点还请左承使务必转告国王。
严世荣听了张謇的一番详解，方始放下心来。他转身拜谢过吴长庆又与张謇两人相互揖别。拜别之时，张謇特别叮嘱严世荣：为防滋生意外，此事先只国王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严世荣点头称是。之后便匆匆告退，回景德宫回复李熙国王。
严世荣刚刚走后，吴长庆立刻派人叫来袁世凯，让袁世凯速去马建忠处，与其商议剿灭乱军事宜。
袁世凯见了马建忠，说自己是奉了吴大叔命令前来，有要事相商。马建忠两眼一扫，迸退左右人等。袁世凯前行几步，扼要说明来意。马建忠说道：这又是一件棘手之事啊！
袁世凯说道：马道员毋须多虑，这事儿不妨交由我来办。彼等不过一群乌合之众，小菜。
马建忠听了袁世凯的话，一脸的惊诧。他望着袁世凯心说：小子孟浪得可以。不过又一想：也是，有道是后生可畏，何况又是强将之后呢。马建忠还是向袁世凯道出了自己担忧。虽然李昰应现下已遭拘捕，可他的长子李载冕却是新任领兵大将军，手上握有兵权，此事万不可小觑。
马建忠毕竟不是带兵之人，对这种武力杀伐之事，一时也拿不出很好的主意。他告诉袁世凯说：你回去和吴提督商议出一个万全良策。此事宜速策速决，拘捕李昰应的事情掩盖不了多久。
袁世凯返回大营时，正好这时张謇也在。袁世凯把马建忠的话一字不落地转述给了吴长庆。吴长庆就问张謇这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张謇思衬了下，说：老方法照搬就是。
吴长庆道：我明白了。说得好仔细些。
张謇说：由马道员出面约李载冕，要他速来“南别宫”，告诉他大院君也在这里，让他来是想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议如何对付日人的事。其一俟到达，立刻软禁。使叛军群龙无首，便于各个击破。不过，平乱须得师出有名才是。
袁世凯高声说道：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张謇说道：此事交由慰庭办理最为合适，金允植一直就在他那里。
张謇说的没错，金允植自打与袁世凯有了那次在船上的简短谈话，对袁世凯很是敬佩，他每天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袁世凯屁股后头跑。
三人商议完毕后，又由袁世凯把这个计划内容告诉马建忠。接下来，就是马建忠派人照会李载冕来南别宫议事，袁世凯回自己营帐去见金允植。
南别宫是当时朝鲜王室专为接待清朝使臣所开设馆所，相当于现在国宾馆，在元朝时就有了，不过那时不叫南别宫而叫太平馆。朝鲜宣宗二十五年，亦即159年“壬辰倭乱”时，王室宫阙焚烧几尽，唯独景德宫，南别宫幸免于难。原因是景德宫挤住着朝鲜王室一家人，南别宫住着一个叫平秀的倭鬼头头。159年，抗倭援朝明将提督李如松将倭鬼子驱逐出京城。受朝鲜王室之邀，李如松入住南别宫。从此，南别宫就成了朝鲜王室接待明、清两代官员的专门馆所。每当有中华上国官员来到，朝鲜国王都会在这里举办迎送使臣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就连王室宗亲，议政府，六曹等文武百官所举行的各种迎送宴会也都会按排这里。这里既是中朝经济、文化、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朝鲜国家“崇华事大”的象征。
所以，把一个领兵大将军照会到这里来，那是多大荣耀啊。何况李载冕也不可能想到，马建忠这是在“请君入瓮”。所以当他两脚一踏入南别宫，便成了来得去不得了。至于啥时放掉他，就看搞事的这几个人的心情了。
在软禁李载冕于南别宫的同时，袁世凯也和金允植达成共识，为使平乱能够周密妥善地进行，他让金允植赶快入宫，希望朝鲜国王写一封请求大清勒兵堪乱的亲笔手书。
大约晚上八点，金允植才从王宫返回。袁世凯问他咋搞这么长时间？金允植告诉他景福宫里人很多且又十分杂乱，为了掩人耳目，得瞅准时机才能接近国王。所以耽搁了时间。
拿到了朝鲜国王的亲笔手书，就等于平乱更加合法化。吴长庆立即指派袁世凯去和马建忠共同商讨布置，他之所以这样做，没有指派张謇、黄仕林、吴兆有、张光前等当中某一个将官来和马建忠共同担当布暑指挥这场平乱，大致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来马建忠此前曾驻使朝鲜，熟悉汉城地理环境，二来庆军从打马山浦登陆到进驻汉城，再到诱捕李昰应，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吴长庆发现袁世凯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人才，他打心眼里既喜欢又欣赏这位故朋之子。吴长庆这样安排，是想给袁世凯一个真枪实弹的锻炼的机会。不过，这是要担点风险的。
袁世凯和马建忠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驻南别宫的副将张光前率后营绕出小东门，会合右营总兵吴兆有，前营副将何乘鳌围攻枉寻里；袁世凯、张謇随吴长庆督率大营负责利泰院一带战事。
第二天上午，驻朝清军大本营发布一道公开告示，大意是；大清军队承奉国王代剿函诏，所有驻守枉寻里，利泰院等地叛兵，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得抵抗清军行动。如主动缚献乱党首恶者，将予以重大奖赏，如有违者，一举围歼。这种恩威并施的告示，应该说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翌日凌晨，庆军正式发动围攻。也许是那张告示所起的作用，李昰应已被拘去，叛兵群龙无首，整个过程中，除了枉寻里庆军与叛兵之间发生一些零星巷战外，利泰院基本没有什么事。所有叛兵全被解决了。
至此“壬午兵变”全面平定。
接着，庆军随即调整驻防；吴兆有、黄仕林、张光前等分别驻扎东别宫、南门外；袁世凯率一营驻扎三军府，吴长庆与大本营依然驻在下都监。三处驻军互成鼎足之势，一方面便于维持汉城治安，一方面随时监视日人的动向。
平定了壬午兵变，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势力被彻底击跨，小李国王在大清的帮助下重新掌回权力。可这小子很不是东西，他似乎很不在意他老爹被袁世凯偷偷弄去大清这回事。这不，小李国王刚恢复点元气，就想老婆了。他派人到袁世凯那里去见金允植，想通过袁世凯请吴长庆派些人手帮她接回老婆。
吴长庆非常爽快，他让袁世凯亲自带领一百名士兵作为护卫队，随同朝鲜王室的官员去迎接闵妃回宫。
9月1日，在外逃亡了一个多月的闵妃，在袁世凯的一路护卫下，终于又回到了景福宫。
为了答谢大清，闵妃和国王李熙还专门在南别宫举办了一次盛大宴席，招待来自大清的驻军将领。当时受邀的吴长庆、丁汝昌、张謇、袁世凯。而却不见有张光前、吴兆有、黄仕林等人。
单就这一事例来看，此时的袁世凯在庆军中虽然才只是一个营务处总帮办兼代理一营营官，在经过了这次平定壬午兵变后，袁世凯在吴长庆心中所处地位和重视程度，以及他在朝鲜王室所获得的信任和赏誉，由此可见一班。
后来，闵妃和小李国王又曾两次单独召见袁世凯，至于他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袁世凯率领护卫队迎接闵妃一事，日本有位叫佐藤铁治郎的史学家曾不容置疑地坚定认为，袁世凯从忠州护送闵妃回汉城的路上，这中间两人曾经发生过男女之间的龌龊事。及至回京城后，两人这种关系也一直保持不断。据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在从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一文中介绍及推断：佐藤铁治郎前后在朝鲜汉城与中国居住长达三十年之久，其中大约二十年是做新闻记者工作。袁世凯一进入朝鲜就被这人盯上了，经常跟在袁世凯后面写写记记。后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含愤回国。佐藤铁治郎之后也从朝鲜回了国，不久就来到了中国天津，在天津租界内开了一家报馆。
1909年春，佐藤铁治郎用中文写出一本书，书名叫《袁世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用地地道道的流利中文写作！也真够难为此人了。据说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写了袁世凯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其所经历的传奇色彩。不仅叙事清晰，文采飞扬，而且颇具传奇色彩。只可惜这部难见的奇书，在这年夏天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被一把火烧了。具体原因是，出书这件事被当时天津海关道蔡绍基知道了。蔡绍基任天津道是经袁世凯保奏的。蔡绍基是广东香山县人，和孙文、唐绍仪是同乡。同治十一年由南北洋大臣选充官学生，奏派赴美深造，精于西学。光绪七年奉调回国，经调赴朝鲜及在直隶办理洋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蔡绍基与袁世凯相识，关系甚密。
出了这么大一件事，蔡绍基岂可坐视不管。于是，他把这一严重情况报告了袁克定。他们均认为，此书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人的关系，因此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多次交涉下，日人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也出面干涉，要求妥善处理。后由小幡酉吉致电日人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后，由袁克定出钱将尚未装订成册的《袁世凯》印样全部买下，统统付之一炬。说统统付之一炬也不准确，因为在焚烧过程中，被小幡酉吉偷偷地掖藏了一册。至于佐藤铁治郎在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使袁世凯如此深为忌惮，除了当事人才能有所知情，一般外人就无从所知了。不过还好，我们从当事人的一段话里还是可以略窥一斑端倪的。小幡酉吉在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报告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在当地专管在租界居留地内发行汉字新闻的时闻报社，有一个以袁世凯为题的著作出版计划，已广泛地在新闻杂志上作广告。说书已经印刷完毕，正处于装订的阶段。这是一本暴露袁世凯一生秘事私行的书。其发行之目的，是满足世人之好奇心，以图获经济利益。此目的一开始就知道的。租界内西村警察署长曾告知时闻报社社主本邦人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出版，也许会对日、清两国外交产生影响啊……
报告里的“秘事私行”都有哪些呢，其中是否也包括了袁世凯在朝鲜时与闵妃之间的“秘事私行”呢？这就不好妄加猜度了。
不过有一个人对袁、闵“私密”之事作出了否定，这个人就是当时驻朝鲜外交通商顾问，后来的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
马相伯以其驻朝鲜外交通商顾问的身份，曾多次见到闵妃。他在上世纪0年代《一日一谈？闵妃之死》里面这样说道：袁曾经告诉我说，高丽的闵妃非常**，有意和他私通，我却不信：第一，一个国家的母后，无论怎样**，要想她同一个外国使者有苟且行为，恐怕是很难，这种体面，只要稍微有点身份的人都不愿忽视的。第二、闵妃这个人依我看来，绝不会如袁所说，那样不自爱。当我在高丽任指导改革新政事宜时，常有机会觐见闵妃。就容貌说，她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所看见的第一个美人。她的身体适中，脸儿作鸭蛋形，鼻儿高高的，皮肤非常洁白匀润，乌黑的头发。态度非常娴雅庄静。
马相伯的话实在让人直想喷笑，那么大学问的人真不会说话。且话说了还不如不说呢。
按照马相伯的“第一”说法，一个**的母后**要**得体面些，和一个外国使者**就不体面。那么又有哪个国家的王八头儿在走“夫人外交”时，莫不是都把自己的漂亮老婆擦洗干净后，送到人家床榻上？至于马相伯的“第二”说法，就更滑稽了。他早已色迷迷地把人家闵妃全身上下臆淫了个遍，完了却似乎在霸道着说，我看见的第一美人儿，你袁世凯是不可以搞的。要搞你也只配搞搞朝语电影《丑女大翻身》里康汉娜之类。
且不说袁、闵两人到底做还是没做那事儿，你马相伯都不该为了抑袁贬袁而公开泄人私密。袁世凯早被人污秽泼尽，骂过千万遍了，也就不缺你这一贬了。可对于早不知被你臆淫了多少遍的心目中“第一美人”闵妃来说。却是名誉大大受损，何况又是一国皇后呢！是的，袁世凯是对你说了他和闵妃的事，可那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呀。这事儿你不说又怎么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或许是袁世凯故意说说“逗你玩”，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当时及至后来一段时间内，日人最切齿痛恨的就是袁、闵二人，日人极尽其能事地侮辱这两个人。因为是袁世凯让日人在朝鲜过了十二年的生不如死的日子；因为是闵妃一手牵绳一手敲锣地将日人当猴耍了十二年整。
闵妃重回景福宫，梅开二度，再次执掌朝纲。就在她回京的半个月之前，也就是诱捕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第三天，在清政府的干预和协调下，朝鲜与日本两国于8月0日在济物浦临时会馆，由日方代表“花鬼子”和朝方代表李裕元，金宏集共同签订了《济物浦条约》，亦称《仁川条约》。该条约共六款，另有续约两款：
日本历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历六月初九日之变，朝鲜凶徒侵袭日本公使馆职事人员，致多罹难，朝鲜所聘日本陆军教师，亦被惨害。日本国为重和好，妥当议办，即约朝鲜国实行下开六款及别证续约二款，为以表惩前毖后之意。于是两国全权大臣记名盖印，以昭信凭。
第一,自今期二十日，朝鲜国捕获凶徒，严究渠魁，从重惩办事。日本国派员眼同究治，若期内未能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
第二,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鲜国优礼瘗埋，以厚其终事。
第三,朝鲜拨支五万圆给与日本官胥遭害者遗族并负伤者，以加体恤事。
第四,因凶徒暴举，日本国所受损害及护卫公使水陆兵费内五十万圆，由朝鲜填补事。每年支十万圆，待五个年清完。
第五,日本公使馆备兵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亲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兵）
第六,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
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
朝鲜国全权大臣李裕元
全权副官金宏集
修好条规续约
日本国与朝鲜国嗣后为益表亲好便贸易，兹证定续约二款如左：
第一,釜山、元山、仁川各港间行里程今后扩为四方各五十里（朝鲜里方），期二年后（自条约批准之日起算周岁为一年）更为各百里事。自今期一年后,以杨花津为开市。
第二,任听日本国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游历朝鲜内地各处事（指定游历地方，由礼曹给照，地方官勘照护送）。
右两国全权大臣各据谕旨，立约盖印，更请批准，二个月内（日本明治十五年十月、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九月）于日本东京交换。
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
朝鲜国全权大臣李裕元
全权副官金宏集
“花鬼子”为此虽然万般历险,九死一生，但终归把事儿闹腾成了。当然，这也多亏了大清国的帮忙！事儿一完，“花鬼子”便一路高唱着日人之歌《樱花》，象只心花怒放的倦鸟似的飞向日本人京。
……樱花樱花绚烂飞舞吧
淋浴那耀眼的光芒永远
再见了朋友让我们在那里重逢在那樱花飘落小路上
“花鬼子”回到东京，在赤坂的临时皇宫向天皇小哥复命。此后没多久，“花鬼子”就被派往俄罗斯当了日人驻俄公使。
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人暂时得到了满足，也就不再瞎胡闹了。同时，汉城内外又有大清国的“维和部队”驻防着，朝鲜的社会治安渐趋稳定，诸闵重新掌权，闵妃的势力很快又恢复到了兵变以前。没了李昰应势力的牵制，闵妃集团的势力更加锐不可当。
闵妃下手毫不留情，将与兵变同一条线上的李京夏、申正熙、李秉益、金长巽等10余人全部处斩，依旧大举任用闵氏家族。
从闵妃回京那天起到1月这个期间，就有闵泳韶、闵泳顺、闵泳目、闵崇默、闵泳伟、闵应植、闵竟植、闵台镐、闵泳奎、闵泳植、闵勤镐、闵泳翊、闵京镐、闵泳国等10余名闵氏家族的人安置在了朝鲜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任职。总而言之，但凡朝中显赫职位，非闵氏莫属。较之哲宗时代安东金氏独占所有高官大爵的势道，闵妃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闵妃深知这一切均来自宗主国大清的出兵相助。还有那个青年军官袁世凯，亲自率领护卫队迎接自己回京。闵妃及整个闵氏家族的人都大为感激，亲清的倾向骤然加浓。
这年10月，清朝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委派二品衔海关道周馥、马建忠、与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陈奏正使赵宁夏、副使金宏集、问议官鱼允中等，在天津订立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清政府不仅取得了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而且朝鲜还为清政府一下子开放了4个通商边境，取得了在朝鲜游历及采办土货等权利。在该《章程》之序文中，再次申明了朝鲜为中华上邦藩封。重点强调了此“水陆贸易章程系清政府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均沾之列”。这个《章程》的订立第一次在条约上明白确定了中朝宗藩关系，促进了清政府和朝鲜的贸易关系，沉重打击了日人在朝鲜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清政府还根据章程第一条规定，很快派陈树棠为商务委员驻使朝鲜，负责照料大清商民通商事宜。公正地说，这是一个清朝政府对朝鲜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在条约中，李鸿章和朝鲜国王李熙搞了个平级。诚然，造就出如此的大好局面，袁世凯实在功不可没。
在清军进入朝鲜之前，袁世凯在庆字营中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下级军官。经过此次兵变，他不但深为吴大叔赏识和信任，而且也为朝鲜王室所敬重。
吴长庆对于袁世凯在此次平乱中的行动表现，给予了一个十六字评语：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并且为袁世凯上报请功嘉奖。
10月10日，此时李鸿章丧假丁忧已毕，回到了天津。李鸿章接到吴长庆的报请，当天就向朝廷上奏保举，他对袁世凯的评价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朝廷升袁世凯为候补同知，赏顶戴花翎。同知为明、清两代文官官名，在清朝的官阶为正五品。不过，袁世凯这个“同知”是个候补的，属“第一梯队”。既是这样，也已经很不错了，一个二十三、四岁小青年，忽拉一下搞了个“副厅”，搁现在肯定是要遭到广大“网友”们质疑的。
对于吴大叔的刻意培养和提拔，袁世凯心存万分感激。他在给其保龄叔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得邀吴军门之赏拔，由同知而特保道员，由文案而擢升营务处总办，并历蒙保举，赏加花翎，吾叔之恩，军门之德，几知天高地厚，铭心镂骨，没齿不忘。
自壬午兵变之后，袁世凯在朝鲜逐渐成了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朝鲜的内政外事上，袁世凯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这很引起了朝鲜王室及大臣们特别关注。而此时的袁世凯与朝鲜个别官员也开始有着良好关系，除了先前的金允植，他与朝鲜王室派来的迎接官金昌熙，也交往颇深。金昌熙之后和张謇两人也成为了过从甚密之好友。张謇曾对袁世凯说：石菱（金昌熙字石菱）参判者，金匮之华裔，而鸡林之故家也。盛赞其熟悉朝鲜的历史，地理。这么说吧，只要他们三人或他们三人中的两人相聚一起，几乎到了无不“笔谈”的地步。
所谓“笔谈”多指汉字文化圈地域内不同语言者思想交流的方法之一，主要使用汉字以及言文的交流方式，用文字双方相互交换意见或见解。也就是我们现在人通常所说的“书面谈话”。这种方式在近代以前尤为普遍。然而根据现存的谈稿来看，无论中、日、朝、越人的书写功夫，大都风格简洁，明朗，往往随着话锋流转，很会透露出当事人一时不及掩饰的动机。
这日，朝鲜迎接官金昌熙和袁世凯交流目前朝鲜对外关系，袁世凯对其书道：
泰西诸邦视贵邦甚贫，图之不力，如鸡肋然，食之无味。日人如失利于贵国，泰西必不肯为至小至贫之邦而动干戈也。泰西助人攻人者，必求利于败者耳，如贵邦何利之有？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之多少而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所谓者惟俄，他不足虚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也。
袁世凯认为，西洋列强因朝鲜不过一个贫弱小国，是不会前来侵略，那样会得不偿失。日人有心来犯却又力不从心，只有俄国人才会兴其主张。只要你们背靠大清，对付俄人并非难事。
由此可见，袁世凯虽有骄兵之嫌，但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和观点还是大有可取之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袁世凯对朝鲜未来看法和论点，很合张謇的口感。削平了壬午兵变，吴长庆将张謇和袁世凯两人视为左膀右臂。军事上的事基本上全权委托给袁世凯，张謇仍负责营中文案与谋划。这样，袁、张二人每日聚多离少，广泛交流心得。张謇认为朝鲜他日的祸患必将来自俄、日、极不赞同前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中和日、联美、防俄的“汉奸”主张。同时，张謇对马建忠和李鸿章也多有指摘。在一次与金昌熙的笔谈中表达了他的上述看法和观点。而袁世凯不仅附议张謇，有时甚至漫骂“二马”（马建常、马建忠），献媚日人。
光是私下议论或发发牢骚还不行，接着，张謇又写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向北洋大臣兼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言。其大意是：为防他日之患，干脆或将朝鲜废为郡县，或在朝鲜设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编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人，则三道出师，归复琉球。
哪知恰逢李鸿章此时已从老家返回天津，阅后随手掷去一旁，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然而，饶是李鸿章如此精明之人，却不曾想到这个被他“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的《朝鲜善后六策》，竞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和麻烦。及至后来又因此而累及到了吴长庆，这却是张謇当初所始料未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