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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资料告诉我们，至晚从汉代起，中国与马来群岛间就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各国使节、商人和宗教人士则在其中充当了最活跃的力量，而与之相伴随的，自然是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到了近代，随着葡萄牙、荷兰尤其是英国等殖民势力的到来，马来群岛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以及当地开发、建设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人口的流动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就是马来群岛之出现大量华人移民的总的历史背景。
中国自秦汉统一以后，就成为推动亚洲大陆与马来群岛间政治往来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2000多年前，中国崛起后，长期以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亚洲乃至世界大国的地位，近代以前，也几乎一直充当着亚洲的强国，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着亚洲的政治中心，因而极大地吸引着亚洲各种政治势力与之发生并保持联系，马来群岛亦毫无例外。
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沟通与马来群岛的政治交往方面可以说是较为积极主动的，有作为的。兹举若干史实：西汉武帝时，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已在朝廷设“译长，属黄门”。东汉平帝时，王莽辅政，更遣“译使”远行至今斯里兰卡（已不程国）。三国东吴，又有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天竺（今印度），“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隋大业年间，遣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使赤土。元至元二十三年前杨庭璧奉旨招谕海外诸蕃国，获得马来群岛诸国积极响应。明代在三宝太监郑和奉旨出使西洋诸国壮举之前，有洪武三年赵逑出使三佛齐、张敬之（御史）出使渤泥、祁征出使真腊以及永乐元年及三年中官尹庆两度奉旨出使满剌加王国；之后则有景泰六年给事中王晖、天顺三年给事中陈嘉猷、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十七年给事中林荣等出使，这些使臣中，有的所负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新继位的满刺加国王加封。至于马来群岛诸国历史上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的事情，那是史不绝书，在此毋庸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满剌加曾有多位国王或王子亲自来华朝贡：“（永乐）九年，国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十二年，国王子母斡撒于的儿沙来朝，告父卒，命嗣封。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国王复来。”渤泥国王也于永乐六年（麻那惹加那乃，死在中国，葬南京）、十年（遐旺）两次亲来朝贡。明朝初年，彭亨和吉兰丹亦曾遣使朝贡。还有，元代的军事政治扩张，亦一度远至东马，如《星马华人志》提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曾在北婆罗洲设立了行省，其性质类似军政府．因有“总兵”董其事。文莱有“黄总兵之墓”（为墓碑题字），其名或以为“黄昇平”。文莱王室之独生女嫁给这位华人总兵则使其王室血统渗入了华裔因素。
中国与马来群岛间紧密的政治联系及其作为地区安定的一个维系力量（明朝太宗、宪宗、宣宗等朝曾遏制暹罗、安南对满刺加等国的“侵陵”），显然有利于促进其与马来群岛间已有的经济联系——商业往来，同时也有利于保障本地区乃至国际海洋贸易的发展。至于马来群岛，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自身的社会需求成为中国的重要商业伙伴，它（尤其是马来半岛）本身自古以来还是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与中国通商的重要海上中介。马来半岛的吉兰丹、彭亨、丁加奴、马六甲、吉达等州的沿海港或以为《文莱王家世家书》中的中国钦差“王三品”，该书载：“第一世回转君王穆罕默德(paduka Sir Sultan Mohaned)之独生女，嫁与中国钦差王三品，且传禅为第二世君主苏丹阿玛德(Sultan Akhmed)，生一女，招赘大食宗室名阿里（Sherff Ali）者，受禅为第三君主日苏丹柏克特(Sultan Berkat)。”中国史籍亦谓此华人为随郑和远征的闽人。“先占城国因遣使朝贡，既还，至海上，飓风漂其舟至湓亨国，暹罗恃强凌湓亨，且索取占城使者，羁留不遣，事闻于朝。又苏门答剌及满刺加国王并遣人诉暹罗强暴，发兵夺其所受朝廷印诰，国人惊骇，不能安生。至是，赐谕昭禄群膺哆罗谛剌（暹国王，引者）日：‘占城、苏门答刺、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廷（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刺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太宗永乐实录》卷53）这是永乐五年的事，十七年，曾再度遣使谕暹罗国王三赖波磨赖扎的赖，劝告他要“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太宗永乐实录》）“满刺加国使臣端亚妈剌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国使臣微者然那入贡，还至当洋，被风飘至安南国，微者然那与其慊从俱为其国所杀，其余黜为官奴，而幼者皆为所官。又言，安南据占城城池，欲并吞满剌加之地……适安南使臣亦来朝，端亚妈刺的那查乞与廷辩。……上乃因安南使臣还，谕其王黎灏日：‘尔国与满剌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结好，藩屏王室，岂可自恃富强，以干国典，以贪天祸？’……复谕满刺加使臣曰：‘自古圣王之驭四夷，不追咎于既往。安南果复侵陵，尔国宜训练士马以御之。”’（《宪宗成化实录》）
宣德六年，遣郑和再次“赍敕谕暹罗国王”。（《宣宗宣德实录》）
口在历史上都曾建立过独立王国，并多次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一方面显然就借利于这一国际贸易提升了其经济社会实力，另一方面，也为其维护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至于各国的朝贡使团，众所周知，其所担负的真正使命，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实际上，朝贡使团往往或本身就是国际商团，或有大量商人跟随。从某种角度上看，各国的朝贡之“方物”与中国政府的“赐物”之间的交换，其本身就可以看做各国政府间所实行的一种“以物易物”的大型贸易方式，所以往往要动用大量的运输工具予以承运。如明正统十年，满剌加使臣谟者那曾向中国政府请求道：“国王欲躬来朝，所带人物较多，乞赐一巨舟，以便往来。”这一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上命所司造与之。”不过，笔者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对于有的学者过分突出朝贡使团的经济目的，以至忽视其本来具有的国际政治意义这一点，是不敢苟同的。实际上，当年奔忙于海上贸易之路而唱主角的，还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的活动虽不像朝贡使团那样较为集中地见诸史乘，但海上贸易这条商路本身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晋代法显《佛国记》所载内容均属实的话，那么，在他那个时代已有至少能乘载200多人的大型商船来往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上。张燮《东西洋考》（卷4）记载有中国商人至马来半岛东海岸港口进行交易的情形如：
关于彭亨：
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
关于柔佛：
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
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亦在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关于丁机宜：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自为柔佛所侵，彼国有风声鹤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鱼之患。此扬帆者所以掉臂希顾也。
以上引文亦反映了动荡的政治形势对商业贸易的影响情况。
中国与马来群岛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推动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中国这一方面而言，就是通过这些联系，很早就对马来群岛的自然、人文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并载诸史册，这些今天都无例外地成了研究马来群岛古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贵的资料。除此之外，笔者在此特别要强调指出的，乃是历史上构成中国与马来群岛文化关系之最重要内容的宗教传播，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的中国僧侣。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传后，在成为世界宗教之前，首先发展为亚洲宗教，以致今天在亚洲仍能看到一片片佛教沃土。佛教于公元l世纪传人中国，魏晋南北朝之际迅速扩展到南北两地，得李唐盛世之推崇，则令其更为弘扬光大，此际中国佛教文化氛围之浓是历史仅见的，而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则成了许多僧侣们的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与此同时，东南亚也迎来了印度化、佛教化时代，其结果是，在伊斯兰教开始传人之前，佛教（或印度教）在一些国家中，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如与中国南朝保持密切关系的丹丹、干陁利、狼牙修诸国，都曾表达过对南朝佛教的强烈向往，极赞其“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南朝的佛教信仰氛围，显然曾成为吸引诸国与之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亦可以说，佛教曾成为他们与中国在文化交往方面一度探讨最多的热衷话题。而与中国隋朝关系密切的赤土国，显然已是一个印度化、佛教化非常深刻的国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有“婆罗门等数百人”，在接待隋使时，亦以婆罗门二人引路，并“奏天竺乐”。唐代僧人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则记载：郎迦戌（即狼牙修）、杜和钵底、临邑（林邑）诸国，“并悉尊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杜佑《通典》亦谓丹丹国，“其大臣八人，号日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其实，唐时东南亚一带堪称佛教文化传播重地的应属佛逝（即室利佛逝），不仅著名僧人义净一度于取经途中在此“经停六月，渐学声明”，回程时并存经“三藏五十余万颂”，其弟子贞固等4人，后也“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暂通”。此外，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6记载明代的彭亨，“俗尚怪，常刻木香为人，杀人血祭祷，祈福禳灾，喜供佛”。佛教似也开始为当地人所信仰。另据汪大渊《岛夷志略》，“（彭亨）风俗与丁家卢小异”，或许至明代，马来半岛东海岸一带亦开始有佛教传播。
中国佛教僧侣沿海路或随商船赴印度“求法”者，首先应提到晋代法显。法显于隆安三年（399年）由长安出发，取陆路，在外15年，回程搭商船，走海路，途中所经耶婆提国，据说就在东马砂拉越境内，或苏门答腊。法显《佛国记》提到该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但亦足以呈显印度文化之影响。唐代中国佛教一度掀起过“西域求法”热潮，有取陆路者，如著名玄奘法师；亦有取海路者，义净堪当首推。义净，本姓张，字文明，范阳人，“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咸亨二年（671年）得如愿西游，“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义净回国后译经之余，还以其所经所闻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前者提到了海路纪程，后者则记载了这一条路上奔走的其他僧侣：益州成都人义朗律师及随行之智岸（在郎迦戌国遇疾而亡）与义玄（义朗之弟）、洛阳人义辉论师（亦在郎迦戌国因疾而亡）、荆州江陵人道琳法师、荆州人法振禅师（途中遇疾而殒）及同行之同州人乘悟禅师和梁州人乘如律师以及义净弟子贞固4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僧侣的旅程中，一个重要的中转地为南海羯荼国，在马来半岛吉达州境内无疑，据说该国此时已在佛教国尸（室）利佛逝的影响之下。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国与东南亚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中国所具有的亚洲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地位，在历史上曾较为成功地吸引了东南亚各国与之建立并保持联系，这些联系转而又具体化为朝贡使团的派遣、海洋贸易的开发以及中国僧侣的海外求法。这些活动本身，不仅有包括国家力量在内的具体的推动者——国王、官员、使者、商人，还形成了相当的历史规模，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有愈来愈发展的趋势。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人口的流动和交流，而且是以一种跨地域性质的、大规模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尽管历史的记载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到，近代以前，在这种大背景下，必定有一些到过东南亚的华人因某种原因而留居下来，不复思归。宋朝朱《萍洲可谈》就讲到，凡北人赴海外而岁不归者，被叫做“住蕃”，这些“住蕃”即使“十年不归”的也大有人在。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宋代的中国，已有许多外国商人——“蕃客”留居下来，其所聚居地区被称做“蕃坊”，并有“土生”、“五世”之说法。还如，唐代赴海外求法的僧人中，不仅有“遇疾而殒”于东南亚一带的，也有主动留居国外而不愿回归者，随义净赴海外4弟子的结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朗倾住诃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怀业恋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当然近代以前乃至整个近代，也有出于其他原因而移居国外的，如汉代移居马来半岛并在此建都元国（屈都乾）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6引《晋书地道记》：“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引屈都乾为国。”还有如19世纪初叶在南中国海一带活动的海寇张保（人称张保仔）内争失败后，率部下来到吉兰丹挖金，并建立了Pulai华人村。再如太平天国失败后部分起义将士南下逃生而就地安身立命。总之，在中国与东南亚有着密切历史联系的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人留居海外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正常现象，尽管对此并没有多少历史实证。
不过，在此要指出的是，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今日之东南亚华人，其主体乃是在近代以后华人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跟这些古代留居海外的移民本身没有多大联系，后者之存在的意义，在于说明中国向东南亚一带移民乃是一个从没有间断过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在于证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的存在，有其历史的逻辑必然。
近代东南亚华人的出现，与这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发和建设是分不开的。东南亚是最早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地区之一。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势力很快就渗透进来，使这一地区古老的商品经济甚至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外来干扰。随后而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则直接推动了东南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以马来半岛为例，原有的锡业得到了迅速提升，新的胡椒、甘密、木薯、树胶的引入和种植得到了极大发展，进而又带动各种其他经济、社会、文化行业的全面兴起，这就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华人移民**，为马来亚乃至东南亚华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