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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是件可松可紧的营生。想混，那绝对可以轻松到天堂一般惬意。想紧，那就得有敢于见血见肉地自我雕刻的勇气和决心。
陆川在选择后者的时候，已经放弃了所有可能的带来懈怠的诱惑。除了帮助料理家里日常事务之外，他中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使得原本就已经小得不能再小的社交圈萎缩到只有刘涛一个人。为了节省时间，他将帮刘涛打理店面的一周三次时间，缩短到一周不超过五小时，有时只去一次，忙活整个晚上，然后就不见人影。
刘涛很够意思，不仅从不刻意给陆川安排活，反而按月给发工资，虽然不多，但总是按时足额。陆川和他早已有言在先，绝对不白拿钱，必须按劳取酬。有时他觉得刘涛给多了，会主动退回一些，如果刘涛不要，他就用时间和效率补回来。尽管积蓄还够富余，每月这些钱对陆川来说并不算重要，但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想给老妈一个交待和安慰，不想老人家为自己的生济担心。另一方面，他也是想以这种方式告诫自己，不能一头钻进象牙塔后就不食人间烟火，必须时刻记往这次为什么要重返学校。
在往日带团时，陆川对自己能力素质的不足已心知肚明，也对未来社会综合竞争所需要的能力和自己的欠缺有了较长时间的反思。在他的认知里，除非有殷实家境背景做支撑，人要在社会立足，并有长足进步，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唯此才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这种核心竞争力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个人，会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具体哪种形式合适自己，哪种能力与自己最为匹配，则是需要结合自己身优点长处和志向进行深入思考和决策的个人问题。但这个思考与决策的过程最终必然是要帮助自己超越当下的，因此必然有足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
纵观自己走过的导游生涯，虽然对个人的处事应变、组织协调、沟通协调等多种无形的能力是很好的磨炼，但终归这些能力都是建立在服务行业这个大前提下，而这个行业的底层现状却是相对缺乏知识和技术含量的。由于这个行业在导游个人能力提升中的局限性，决定了导游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光鲜靓丽背后严重缺失核心竞争力的现实。由于当下除高等院校或职业院校能提供相对系统的导游专业培训以外，社会上基本没有专业从事导游职业应用能力培训的体制和相应机构，而院校能够提供的也偏重于理论教学，缺少足够的实操培训和锻炼。于是，导游进入从业阶段后，除了接受所在旅行社安排的上岗培训以外，基本只能靠不断在带团中摸索，在失败中总结。幸运的人能遇到一位好的师傅，但依然不能摆脱“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规律，所以，师傅的“传、帮、带”也只是短暂的，师傅总要留着爬树的绝技，免得虎仔儿长大后被反噬为食。有的师傅会引人向善，而有的师傅则拉人下水，有的人所作所为不配以师傅相称，反而更像“老鸨”或者“大茶壶”，遇到后者的新导游只能自认倒霉。
可悲的是，不论导游如何兢兢业业，如何钻营谋利，却都摆脱不了对旅行社、对客源、对市场环境的绝对依附性。导游只有取得合法从业资格并受雇于旅行社或服务公司才可以合法带团，否则只能与黑车司机、旅游景点相互勾结从事一些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强取豪夺的不法勾当。正规从业的导游们，基本没有自己的稳定可靠的经济实力，不能也不会自己独立地去创造价值，因此抵抗风险能力十分脆弱，很难树立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自信心和自豪感。
如果出现疫情、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旅游市场出现局部或大范围疲软或者停滞，那么导游就很有容易面临生存问题，但当他们除了导游技能以外，往往在短时期内缺少甚至没有其他能力赖以谋生。当老本散尽后就难以维系生济。而那些游走在正规队伍之外的野马导游、黑导游就更不用说。他们原本就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地去欺骗、敲诈客人，谈不上任何职业道德和做人准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力对其毫无作用，当这群人面临生存压力时，他们很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直接挑战国家法律道德底线，从事某些违法犯罪的勾当。因此，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来看，陆川始终认为，导游是个好职业，但不是一个可以长期赖以生存的职业，它对初入社会的年青人有着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磨炼能力和心性作用，但同时，它也会消磨人的斗志，限制人的眼光和格局。年青人想干导游没有错，但满足于做导游、止步于赚小费的话，人就废了。
能力恐荒问题长期困扰着陆川，这也是导致他在辞职前心境震荡起伏的一个主要原因。比起带团中小费回扣赚得多与少、客人评价好与坏、带团质量高与低、公司老总的褒与贬来说，能否独立地依靠个人真实能力去创造社会价值和个人财富，能否真实地表达自己而不是依附于外力，这更是陆川看重和追求的，但这种追求在导游职业中越来越难以满足。
曾经，他在工作之余尝试过自学英语，报过班，买过书，玩过疯狂式的训练，但最终他发现，语言就是一门工具，人生而会说，但说得好与坏，品质高与低却不在于掌握多少门语言，而在于底层文化的积淀和修养。况且，身为中国人，学好中文、用好中文不仅立足国内生存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必然需要。如果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中国人，连自己的母语都学不好、用不好，却要“认祖归宗”似地去学他国语言，结果外语比汉语说得还溜，对外国比对祖国还要了解和亲近，甚至有人说出“外国的空气都是甜的”这样卖国求容的蠢话，真是十分可笑和可悲的事！
纵观历史，汪精卫曾经何等风光，但最终的下场又何等凄惨，看看近代史就知道了。鲁迅为何身在岛国却心系家国，又为何在一堂倍受羞辱的课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走上以笔为戈，讨伐陈旧势力的道路呢？横观当下，为什么在青少年中会出那么多“哈韩族”、“哈日族”？为什么本应当被研究和传承的诗词歌赋却被一些人恶搞、篡改，弄得庸俗滑稽？为什么有些抗日神剧被拍出如裆下藏雷、手撕日寇、游击队行百里而履无尘等等毫无历史严肃性、毫无科学精神、毫无文化可言的狗血桥段？孩子没成年就知道拼爹，学生未入世却精于世故，林林总总的事例都在警示着我们袓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正在面临巨大的外来文化和庸俗文化的危胁与挑战。身为一个体会过被人以“文化优越优感”为理由而羞辱的人，一个深刻体会到积累财富自信时，更需要树立文化自信的人，陆川深知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比赚取金钱财富更重要。他不排斥金钱，但更向往丰富健康的精神财富。他愿意相信，人的长足发展，家族的延续壮大，社会的长足进步最终拼的不仅仅是金钱财富，而是文化的力量。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文化修养上的浅薄和幼稚。
为此，从备考开始，直到入学以后，陆川便立志要做到博览群书，按照父亲教导的那样，像海绵吸水一样向书本求知。艰苦的法律专业阅读任务，使他基本完成了从服务行业向法律专业的转型跨越，过程虽然十分辛苦，但结果令人满意。可陆川并不满足于在一个专业领域有所突破，他利用专业以外的时间，大量阅读了许多历史、人文、哲学类的中外名著，参照去本科班蹭听王教授民法学的经验，又去蹭听了中文系、艺术系、政经系的一些课程。想办法搞到了中文系和政经系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一些必读书目，再想办法将书搞来，一一读过。其间，看得懂得就深读，看不懂的就泛读；喜欢的就精读，不喜欢的速读。感兴趣的就延伸着读，不感兴趣的就跳着读。一来二去，他发现只要有了适合自己的好方法好计划做基础，不论以什么任务为目标，应用和执行起来的效果都是可圈可点。有幸的是，他遇到了中学时曾经带过他们班的实习老师窦一桦，两人相见甚欢，也比较投缘，在窦老师的帮助下，陆川在文学上少走了不少弯路，接触到许多精典名著。看书多了，他也有了动笔写作的冲动。然而写作对他来说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曾尝试着写了一些带团中的所见所感，并拿给窦老师看。从专业角度讲，陆川写出来的东西实在不敢恭维，但窦老师却发现陆川善于捕捉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细节，有些文字虽然很是通俗，但却很生动，有些情节刻画的很是贴近生活，比较有写作方面的潜质。于是他建议陆川多读散文和小说，并尝试在这两种体裁上下手练习。陆川得此指点后，便开始了针对性的学习和练习，虽然进阶的脚步缓慢而微妙，但他却从中找到了一些专业学习以外新的乐趣。随着大量的阅读和练笔训练，陆川发现，在阶段性烧脑式的恶补过后，大脑反而变得更加活跃，思路也更加清晰和丰富，对词汇的把握和运用也更加熟练自如，学习和思考专业知识时也更加得心应手。这就更加坚定了他把文化修养坚持下去的信息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