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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瑾带着自己手下的十个人，加入那五六十人的队伍，随着一个管事模样的老头沿着官道往牢城营东面行去。走了半个时辰，众人走到一处市井。
那地方就在官道旁，一座柳树林子，中间一大片空地，有百十处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兑坊。只见人来人往，南来北往，牵马拉车的客商，提刀拿棒的江湖豪客，牵猴打锣的杂技人，使枪弄棒的卖药人，呼呼喝喝，好不热闹，真真是好一座快活林。
快活林地处要冲，山东、河北两地的客商都来此地做买卖，聚集了极大的人气。这样的人气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选择，难怪那所谓的管营公子会选在这建酒楼。其父既然是牢城营的管营，自然不缺劳动力，起一家酒楼不费什么本钱，加上又是一个地头蛇，本地官面上的关系自然早就打点好了，就算外地有人看上了这一份产业，巧取豪夺，牢城营中随时都能拉出一二百个亡命徒出来，那时即便是过江猛龙只怕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老管事带着李瑾一众囚犯，走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只见其间有三百来平方的空地，不过上面还有一些残垣断壁，还有乌漆墨黑的烧焦痕迹，此地处于集市中间，偏偏又只有这么一家酒楼被烧毁，只怕那管营公子得到此地的手段不怎么光明正大。李瑾一眼看出了此中的门道，心中暗自冷笑。
都说是破家县令，灭门刺史，此言非虚。但凡心中贪婪，手中又有点权力，哪个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巧取豪夺。
老管事将和李瑾一般被指为头目的五六个人聚集在一起，指着那一片废墟说道：“就是这里了，你们手脚快些，先将杂物清理干净，将能用的砖石材料留下来，再去那头将材料搬过来，这就是今天的任务了。”几人点头。
接下来就是按照吩咐开始劳作了，李瑾自然不会亲自动手了，先带着自己那十个人上前，随便说了一句，就让众人动手。李瑾则趁着那管事和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
李瑾当然不会是逃狱，要是想逃，出东京的时候他就逃了，还用等到今天？只是李瑾实在受够了牢城营里一成不变的日子，找机会给自己放放风。
已经见惯了后世城市的繁华景象，穿越之后更是在东京这个繁华到了极点的城市生活了好几年，快活林的热闹自然不会让李瑾有什么眼界大开的感觉，但李瑾还是为这些商人的智慧所折服。不能不说这些商人的目光毒辣，选了这么一个通衢之地开展集市。从人流量判断，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集市，每天的银钱流通至少在五千贯以上，能在此地有一家店铺的人只怕也不会只是什么小客商。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最为开放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环境的宽松，更为明显的一点则是民间百姓的市井生活。人们常说强唐弱宋，从军事上来说，这一点无可辩驳，可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它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评判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宋朝，不管是与它之前的王朝相比，还是与它之后的王朝相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为幸福的一个朝代。不说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时代，即便是与唐朝这样的强盛王朝相比也好得不是一点半点。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地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可以肯定“开元盛世”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大。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税收数额货币加实物比也相差两倍，所以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tiao，音同跳，意为卖粮食）、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虽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加上此时在位的徽宗皇帝做起皇帝来很不着调，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还是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的。
就以快活林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是犹有过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自然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宋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不例外，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固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却绝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种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又极其低下，国家的收入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代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商税，也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整个大宋不知凡几，即便是在都城东京，城外也有相当多的商户。
李瑾不禁为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感到由衷的赞叹。但越是这样，他就更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忧，也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感到极度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