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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请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穆千秋到我这里来一下。
穆千秋来后，我问：“你知道红庙乡一号矿场老板焦作斌、七号矿场老板黎西煌被抓的事吗？”
“知道啊。”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顺乎民心，大快人心。”
“但有人说，他们背景复杂，要我小心，防着点。”
穆主任说：“在我们月光县，如果胆小怕事，什么事也干不了。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大胆干，大胆往前走，说不定还可以闯过去。就这两个地痞无赖来说，他们多年作恶乡间，已经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角色，枪毙他们都不过分。”
穆主任说：“但话又说回来，他们也有自知之明，用几个臭钱‘孝敬’了一些官员，织了一些关系网。照我看来，目前最坐卧不安的，应该是那些得了矿老板不少好处的官员。”
穆主任说：“出头吧，重婚罪铁板钉钉，找不到出头的理由。不出头吧，又怕矿老板们把他们‘水’出来，自己进去。他们才是最难熬的人呢。”
穆主任说：“做人还是不要贪这贪那，还是一身清白的好。不提心吊胆过日子，能睡安稳觉，也是一种幸福生活啊。我觉得，你该干嘛就干嘛，没必要担心什么。”
我说：“我听说，你在党史办之前，是教育局的党委书记？”
“是啊。”
“那怎么到党史办来了呢？”
“还不是得罪了小人，十件事办好了九件事，有一件事没办好都不行。”穆主任说。
“怎么得罪人了？说来听听。”
“在桂部长之前，原来县委宣传部有个姓史的部长，历史的史，插手教育局的大事小事乐此不疲。譬如，建设项目，人事安排，人员招聘，教师调动，幼儿入园，学生上学，学生分班，费用报销等等，他有时找局长，有时找我。”穆主任说。
穆主任接着说：“我跟局长张文章还相处的不错，经常在一起沟通，一提起他我们就心烦，就头疼。但考虑到他是县委领导，能办的就跟他办了，有时很为难的事，也很勉强地办了。就两件事没办好，他就不舒服，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哪两件事没办好啊？”我问。
穆主任说：“一件事是他弟媳的事，他要我们把他弟媳调进来当老师，说实在话，领导开口，我们还是很重视的，派人事科对他弟媳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感觉不适合当教师。我们县教育状况在全市本身就很落后，我们有雄心振兴我们的教育。要振兴教育，把好教师的入口关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穆主任说：“我们不能滥竽充数，误人子弟。尤其是对他的弟媳文凭进行验证的时候，发觉大专文凭是伪造的。我跟张局长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件事实在不能办。为了求得领导理解原谅，我跟局长一起专门到他办公室去，进行了汇报。汇报时，我看他脸色阴沉，明显不高兴。”
“那你后来后悔了吗？后悔不该顶回去，应该让他弟媳当教师。”我问。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认为做的是正确的事。我们不想得罪领导，但坐在这个位置上，总得有点良心，有点正义。领导要那样，得罪领导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那第二件事呢？”我问。
“是建设工程，我们要建一所新校。本来，我们有严格的制度，有一整套流程。可史部长把我和局长专门叫到他办公室去，明确要求我们把新校建设工程给他的内弟做。我和局长不好当面顶回去，只好说回去研究一下。”穆主任说。
“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呢？”
“我们有个建设工程招标办公室，招标办按照工作流程审核了他内弟的资料，明显不符合要求。一是他内弟就是开的一般的公司，根本没有建设资质，二是他内弟过去从来没有做过建筑工程。您说，把工程交给他内弟做，我们能放心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啊！结果，他内弟的公司在走流程时，就被淘汰了。”
“那你们怎么跟史部长交差呢？”我问。
“没有办法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我跟局长一起到史部长办公室去，低头作检讨，等着挨批评。”
“史部长是什么反应呢？”
“史部长问，有没有比他更大的领导打过招呼？我们说没有。问有没有跟他同级的领导打过招呼？我们也说没有。问我们两人有没有自己的亲戚做，我们还是说没有。史部长就问，那别人能做，他内弟为什么不能做？”穆主任说。
穆主任说：“我跟局长听得一愣一愣的，只好跟局长一起，轮流地、耐心地跟他解释，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批评我们不讲政治纪律，不守政治规矩，不讲组织原则。”
穆主任说：“后来，党史办的主任退休，史部长就通过常委会，把我调到了党史办。”
“按说，这事局长张文章也有责任啊。怎么不动局长动你呢？”我问。
穆主任回答说：“先说第一件事，调史部长弟媳进来当老师的事，我是党委书记，主管人事，自然而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啊。”
穆主任说：“再说第二件事，确定建设工程项目的事，按照上级要求，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即‘三重一大’，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对我们教育局来说，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就是党委讨论研究决定，我是党委书记，主持党委会，自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史部长的矛头自然要首先对准我。”
“那张局长就没事了？”
“不是没事，史部长毕竟不是主要领导，一次拿掉两个主要负责人有难度，先把我拿掉后，准备下次再把张局长拿掉。”
“那张局长拿掉了吗？”
“还没来得及拿掉，史部长就调走了。”
“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问。
“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人，后来听说他病了，病得很重。再后来，他跟我发微信说，说我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很有责任感，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他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对我，不该这么整我。唉，人之将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听说你还干过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我问。
“是啊。”
“那你对我们县的民族宗教怎么看？”
穆主任说：“就民族来说，我们县少数民族主要有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大约是两三百年前，迁移来的，在我们县形成了两个自然村落，大约有四五百人，他们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建一座清真寺。”
穆主任说：“就宗教来说，我们县信教最多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信教群众主要在教堂进行宗教活动，主要学习《圣经》，唱圣歌。佛教信教群众主要在佛堂进行宗教活动，学习佛教的一些经典及佛事活动。只要爱国爱教，在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框架下活动就行，没必要紧紧张张，大惊小怪的。”
“你对红庙乡的红庙怎么看？”我问。
穆主任说：“红庙乡始建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历史上多数时候，都是游人如织，香火鼎盛。根据史料记载，自唐朝以来，红庙庙会盛况空前，方圆百里的人都来赶庙会，逛庙会。红庙庙会也是重要的产品集散地，虽然战难有所中断，但一直到民国时期，红庙庙会都是一个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穆主任说：“过大年，逛庙会已经成了传统习俗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块很好打，打的出，打的好，打的开，打的响的牌子。可惜这块牌子弄丢了。”
“那我们能恢复起来吗？”我问。
“我原来当民宗局局长时，曾经建议恢复庙会，恢复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要恢复庙会，就是要首先恢复重建红庙，但领导们的意见不一，看法也不一致。我当时还兼任过县政协专委会下面的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多次在政协会上呼吁，多次联合政协委员提提案，但都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那你说，假若我们现在要恢复重建红庙，你觉得有多大的难度？”我问。
“最难的就是拍板难，决策难，如果领导们决定或者说同意复建红庙，其它的问题就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我去红庙原址那里去看了一下，感觉要恢复重建，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资金就是最大的难度啊。”我说。
“复建红庙，首先领导们要拍板。如果拍板了，那问题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穆主任说。
“你知道我们县的财政状况，十个坛子六个盖，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到哪弄那么一大笔钱复建红庙呢？而且，照我的观点，要复建，就要恢复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的荣光，这花钱更多。”我说。
穆主任说：“书记啊，复建宗教活动场所，没必要动用财政资金啊。只要寻找一位大德高僧，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说不定三下两下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书记决定复建红庙，我建议立即着手做恢复红庙庙会的一些工作，将红庙与红庙庙会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整体规划，同步建设。”
穆主任说：“红庙建起来后，我建议立即将红庙庙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先弄一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逐步完善，逐步规范，逐步申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再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穆主任的思路很成熟，很美好啊。”
“现在不都在说，中国梦吗？月光县也应该有自己的梦啊，复建红庙，恢复红庙庙会在历史最为鼎盛时期的荣光并创造更大的辉煌，也应该成为月光梦的一部分啊。”穆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