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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陵是东林党的老巢,东林党人声势浩荡、咄咄逼人的态势,让优柔寡断的史可法顿时举棋不定。而对史可法来说,他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却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门生,他的立场多少都会倾向于东林党,因为他担心,万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秋后算账,说不准自己也会牵连进去。
正当史可法举棋不定的时候,马士英找上门来助推了他一把。
马士英是个五十多岁的武将,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历任金陵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发配金陵。崇祯十五年,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在金陵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
有军界为他撑腰,史可法底气硬了不少。他很快便与马士英沆瀣一气,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向马士英和盘托出。
“福王在藩期间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史可法向马士英密谋道,“东林党人还定了他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
史可法所言非虚,在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福王朱由菘只顾自己逃命,结果连老爹朱常洵都让人给煮了。在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样的人品,不单单是一个不孝就能说明问题的。
于是,南明的皇帝,在史可法和马士英的操控下,新鲜出炉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被认定为皇上的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
可是,这样密谋定下来的皇帝是难以服众的。这个桂王本身就不占多少优势,第一,桂王是朱由检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第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而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地理位置吃了大亏。
不过,这一结果倒是令东林党人高兴了一阵子,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是不得已,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秋后算账,谁做这个皇帝都无所谓。
满心欢喜的东林党人开始筹划派人去广西迎接桂王登基,金陵表面上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史可法也以为大局已定,等着向即将登基的朱常瀛邀功领赏。
史可法高兴得太早了,乱世之中,谁掌握了军权,谁说了才算。
那么在金陵是谁掌握了军权呢?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自从在罗英山被高峻山大败之后,一蹶不振,被马士英调往徐州与义军对峙,目前只有兵马万余人,已经不会有人去注意他的存在。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原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于崇祯八年降明。与同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兵败被俘而投降不同,高杰是主动“弃暗投明”的,因为他捅了娄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黄得功,号虎山,明末开原卫人,其先自合肥徙。军中号黄闯子,为京营名将,在与义军的战争中,他迫降义军五营兵,擒马武,杀王兴国,战功赫赫,升任庐州总兵。
刘良佐,字明辅,山西大同左卫人,李自成的部将,兵败投降明廷,后参加对义军的追剿,升任总兵官。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原山东总兵,因调往河南剿匪兵败,领兵南逃至淮安,没敢再回山东。
当下能够左右局势的就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这四位总兵,他们都隶属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而守备凤阳的太监卢九德则是朱由菘的老熟人,卢九德在万历年间曾在皇宫中服侍过老福王朱常洵,他可是一个力挺朱由菘的太监,他当作朱由菘的面表态,当年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将你爹扶上马,这一次本公公有军队在手,一定要把你扶上马。
正当金陵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很快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总兵刘泽清,也从东林党的阵营中倒戈,加入卢九德这边。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关键时刻,马士英转变阵线,站在了支持朱由菘的队列中,他将史可法与他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递给卢九德作为加入的投名状,并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金陵的文臣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
可伶的史可法被出卖了,而且被出卖得非常惨,他原本的位置是肯定保不住了。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金陵,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为由“据理力争”的结果。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经大臣们反复“劝进”后,便正式登基,史称“弘光政权”。
朱由菘一上台就大封有功之臣,马士英因“定策”之首功得以入阁,并在事实上代替史可法执掌兵部,任内阁首辅。
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借“定策之功”,分别封为靖南侯、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各领一镇驻防江北。
这样,东林党在金陵的势力被彻底瓦解。
自知失势的史可法主动请缨,要求去督师淮扬,朱由菘当然恩准,这样,史可法就被排除出最高决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