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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知青的这种“牺牲”，不但本人觉得值得，而且旁人也觉得值得。之所以会这样畸形的价值观，就是在于没有上山下乡过的年轻人，完完全全地想象不到那种物质和精神上面的双重艰苦生活对人的折磨。
这全然不是像影视剧里面那种在特殊时期的浪漫，脑袋一热，激情四射的澎湃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严歌苓在反应那特殊十年的作品里面，都充满了一种对客观现实的残忍写作。若是没有这一张回城批文，你就无法在城市里面有正式的工作。
这不但和盲流无异，而且还会被居委会的“热心”大妈们把你给押解到火车站交给那边过来的人送回去严加看管，继而导致父母，以及家人因为你的“鲁莽”，“冲动”而蒙羞。
为此，现在的大学生也就很难理解，高加林在遇到男女感情上面展现出的内心种种矛盾和当断不断。
他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是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最开始，高加林之所以会对刘巧珍有意思，那是基于当时他的身份和工作。这一旦让他到了城市，进入县里面某部门工作之后，内心就有了天然的变化。
这种心里面的人性变化是基于城市出身的孩子往往不理解农村出身孩子的那种迫切想要跳出农门，以及对城市五光十色的渴望。
同样，城市出身的孩子也很难理解农村出身孩子那种天生的自卑感，过分的自尊，生怕被城市人看不起的心理。
“农民”，“农村人”，“乡下人”，“弯脚杆”，“农豁皮”等等带有歧视性的词汇和称呼，可是深深地伤害了很多农村出身的人。
1977年恢复高考，而1978年入学。在三，四年之后，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为了能够留在城市，有一个户籍是豁出去了。
这全然可以不管不顾自己去的单位对不对口，喜不喜欢，有没有前途等等，而只要对方答应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实现农转非，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即便是街道办企业，也无所谓。
就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一个能够让农村大学生获得农转非的户口，还需要花费一，两万元。
那个时候，万元户才在全国悄然兴起。而为了获得这样一个农转非的户口，农村大学生的家庭宁可大额举债，也要办成。为此，可见一斑了。丝毫不亚于现在好些人为了获得大城市户口的迫切之心。
高加林进城之后，逐渐不再像当初那样迷恋刘巧珍的外型，而是慢慢地发现了对方思想上面的贫瘠。
他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文青，天然得就会和自己同类的人聊得投机，致使有了对黄亚萍的爱恋。
再后来，自己和刘巧珍完全聊不到一起，毕竟她每一次来不是说家里面母猪生了几个崽子，就是家里面的庄稼长得如何好云云。
两人聊天，完全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鸡同鸭讲话。他们相处在一起的结果，即便不说话，也会让高加林莫名的烦躁起来。
最后的结局，高加林也没有能够和黄亚萍在一起，丢掉了县城里面的工作，重新返回到了农村，不是去干他的教书工作，而是当上了农民。
一直深爱着他的刘巧珍，也为了他人妇。刘巧珍和对方的交易，暗地里是为了帮助高加林，从而好让他再重返讲台。
《人生》的创作背景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
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
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
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
臂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
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
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
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
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
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
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
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
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