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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过去，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都分别参加了学生会的新年选拔。不知道为什么学生们都对学生会莫名景仰，无论是报名还是公益活动，参加的人都多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大概是报考公务员风气投射在学校的影子。北大又是历来讲政治的地方，不入学生会不入党不参加活动就像二等公民。各学生会分部的部长们都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穿着人模人样其实非常便宜的正装，用本不属于学生的成熟口吻来训诫新人。我和沈晴、唐糖都坐在一起不断地向这些怪人翻白眼。怪是怪，可他们毕竟掌握着升迁大权，我们还是明白的。外联部部长是个长头发的师姐，长得不算难看，可是让人觉得刚硬。这种感觉正经说法叫“面相”，我后来在很多商界女强人脸上都见到过，徐瑶也有。这师姐声音故意压得低沉，好像主持一个葬礼，我听得昏昏欲睡。随后，我们每个人都被发了一张纸，纸是从某个倒霉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撕口像被狗啃的。我根本没听到她讲了些什么，更不知道要写什么。沈晴和唐糖也没好到哪去。别的人都像怕我们偷艺似的严防死守，不告诉我们实际内容。我们仨大眼瞪小眼，随便写几笔就算了。反正晋升无望，不如另作他想。我们早早回宿舍考虑未来三年半之后的就业大事要用什么杀手锏来解决。
没两天，外联部打电话到宿舍，说我通过了新生考核期，可以正式加入外联部，年末的晚会需要赞助，可以自行去谈，诸如此类。这么奇怪的事自然会被归结到突然的某个人或某种外力上。我们都想到了李东明，只有他才会暗地里帮我，也有这个帮我的能力。沈晴和唐糖哀怨连天，早知道就应该对天下丑男都好一点云云。我知道她们是开玩笑，以她俩的能力，无论做什么都会让简历变得漂亮。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你得是有能力走得到罗马的人，否则给你一辆保时捷，你也会翻在阴沟里。我们都觉得应该打电话谢谢李东明，不能因为人家丑就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我拿宿舍电话拨通他的手机，他张口就说：“省点你的电话卡钱吧！我在你楼下。”我“哦”了一下就挂断电话，宿舍里无数只八卦的眼睛在等我的回答。我说他在楼下，唐糖惊呼：“你完了你完了，他心机太重了，他肯定一直在等你电话，就在楼下等啊！吃定你了！”应该没人相信这些都只是巧合，只是怎么才能从这些连环扣里逃脱？没人知道。我们始终太年轻，年轻到不会直白地说“不”。
我随便扎了一下头发就下了楼，他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一棵早已落光叶子的梧桐树下。看见我来，他从车里打开副驾的门，让我上车。相比他下车和我聊，我更愿意上车和他聊。车让我从他的丑里找到几分颜面。我宿舍的窗口挤着沈晴她们的几颗小脑袋，我很高兴她们只能看到他的车而不是他的脸。我道了谢，他也不否认暗地的帮忙，只说：“年末晚会的赞助，你打算去哪里拉？”我哪里知道去哪拉，我连校区都没出去过几次。进入外联部只是一个开始，后面的事我还真没想过。他看我不说话，就接着说：“我带你去个地方，顺便谈一下赞助。”我这才留意到他穿着正装，有着温润光泽的布料让他的脸色都好看了几分。我急忙说：：“我都没打扮啊！要不等我一会儿，要不改下次？”他发动了车，并没有让我下车的意思，貌似随意地说：“你不用打扮已经够好看了。”于是，第二个称赞我“好看”的男人出现了。不知道是我学会了化淡妆的缘故，还是他习惯了自己的丑所以标准较低的缘故，又或者是累世姻缘让他迷失了辨别力的缘故，也许，只是他开玩笑随口一说，总之，他说了。我对这句话没有什么抵抗力，就像一个18年来从不曾温饱的人见到了大餐，他在我心里的好感度顿时上升了两级。
他带我去了一家很特别的咖啡馆。咖啡馆里到处摆满了郁郁葱葱的植物，上下两层，都是木地板、木桌椅，异国情调色彩艳丽的桌布和椅垫，一楼挑高处还有一个秋千。我看得心生欢喜，觉得人都静了下来。他熟识地和服务员打了招呼，带我去了楼上角落的大沙发座。我还从来没进过这样的咖啡厅。暑假里只有一次是和金子奇一起，小城的咖啡不比速溶咖啡好喝很多。服务员随后来到，俯身轻轻问：“还是蓝山吗，李先生？”李东明抬头看了我一眼：“蓝山，一份蛋糕。”我跟着李东明点了咖啡，这样才不会叫错咖啡名字死得难看。后来补咖啡的知识才知道，蓝山咖啡是因产自牙买加岛东部山区的蓝山山脉而得名，纯正蓝山拥有所有好咖啡的特点，口味浓郁香醇，而且甘、酸、苦三味搭配完美，但是每年产量极其稀少，是咖啡中的“贵族”。和李东明在一起，我的人生体验一开始就从一个个顶点开始，只是彼时谁会在意到？因为他，后来很多年我都只喝这一种咖啡。
直到咖啡被端上来，我和他都没有讲话。我刻意沉醉于植物和咖啡的香气，看着窗外楼下往来的行人，这样就会忘记他异常突出的下巴和下巴上那张永远在爆皮的嘴唇。他也没有说话，盯着半空在想些什么。我又开始觉得良辰美景却和他在一起，实在太过可惜。可没有他就不知道人生还可以有此良辰美景。这番盘算，在18岁的我那里，始终是算不清楚的。我当时只隐约地爱上北京，我相信北京还有更多的美丽和精彩。这是一个待我独自开发的宝地，和我对面这人也无关。咖啡端上来后，他把蛋糕递给我，一边喝一边对我说：“待会儿咖啡厅老板会过来，你不用说话，看着就好。”我本来也不想说话，但他这样一说，我却有点不开心。说与不说是我的自由，我可以选择不说，但你不能剥夺我说的权利。我心里一百个“草泥马”，但嘴上和脸上却不敢张扬，只是乖乖地点点头。
老板来了，李东明没有起身，随手示意老板坐下，反客为主。李东明口才极好，几句话言明来意，陈清利弊，铺陈对策，把老板说得一愣一愣。因为他的分析，我才意识到这咖啡厅存在的问题，美则美矣，地段却偏僻。在没有大众点评、百度地图和手机的年代，再好的酒也怕巷子深，这店里着实人气不旺。因为人气不够，销售量不够，每杯咖啡所需均摊的成本就过高，自然售价贵过一般咖啡店。这样的售价在这样的区域自然曲高和寡，任你咖啡再好喝也走不长远。李东明还说了一些非常专业的咖啡行业数据，我震惊又佩服。老板除了妥协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愿意以年末晚会赞助作为与学生会合作的第一步。李东明也向老板保证了人流量和后期宣传案的计划落实步骤。老板喜形于色，给我俩咖啡免单。经过这一役，我不由对李东明高看了几眼。在我关注他那张丑脸的时候，那张丑脸下的脑子正在飞速运转地去谈钱。我甚至觉得我之前的观念和我哥那种蠢货有一拼。一不小心，我成了我讨厌的那种人。我要纠正我的想法，这是北京，这是北大，这是英才济济的精彩世界。我如果想站住脚，一没根基，二没特长，三没姿色，就更不能抱着一些自以为是的成见。我要好好地向李东明这样的人学着点，只有学会了，自己能赚钱了，我才能自由地享受我想要的良辰美景与佳人。若想不受任何委屈，就要先受够委屈。我不会再讨厌李东明了，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在为人处事和视野手段上，他甩我几个世界，我没有任何资格挑剔狂傲，像我哥那样傻。
随后的发展没有任何阻碍，李东明经常来找我，以各种好吃好玩的作为由头。沈晴和唐糖分别加入了天文学会和登山协会，很快成为骨干。她们仍然无法接受李东明的脸，她们更爱听金子奇的深夜荤段子。我嘲笑她们是从没见过帅哥才会这么饥渴，也才会对李东明的长相那么歧视。人的行为语言都是来自人的心，心缺什么就会对什么饥渴。那时正在热播《流星花园》，沈晴看着“F4”，头也不回地对我说：“没见过帅哥当然可怜，有帅哥却被猪拱了更可怜。”唐糖补充：“李东明那张脸分明更像猴子，不像猪。”我被堵得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每个小女孩心里都有一个“F4”，人帅、有钱、专一、仗义、不歧视女主矮丑穷。事实上，我们所遇到的男人通常是丑+富，矮+能干，高+穷，帅+无能之间的某个选择项。选什么都很亏欠自己。不过，女孩都太高看自己，从男人的眼里，每个女人也都是一样的鸡肋选项：美+脾气又臭又硬、丑+富、温柔+穷等等。几个条件里能同时具备两个优势已经不易，即使有两个优势还要看和男方的接纳点匹配不匹配。如果万一他就要求脾气好，那你美如天仙也是白搭。回到我的这个选择题，我似乎两者必选其一，否则就会变成研究生宿舍那些老处女。金子奇的帅和李东明的才干，我选哪个？
在我犹豫的心态下，李东明经常来找我就让我十分难受。唐糖和沈晴每次看到他的车停在路边，就会恶作剧地在宿舍大喊：“长脸来找你啦！汪佩佩！长脸来找你啦!”再后来，“长脸”更进一步衍生为“猿猴”，因为她们发现他走路也驼背，手臂又不成正比地长。我还是贪吃，几次三番被他挑的餐厅打动，抱着“不吃白不吃”的心态去大吃大喝，在我一身寒酸地跟着他吃遍京城之后，我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不再瘦得像个“非洲难民”。这是李东明说的。他说：“你要对自己好一点，明明长得很好看，却瘦得像个非洲难民。”
我又何尝不想对自己好一点。哪有一个女人生来就乐于奔波操碌。可是，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那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无依无靠、孤身飘零。我所有的辛苦，无非是为了以后不再辛苦——也许根本谈不上以后，我先要在当下好好活着。到年底跨年晚会时，我终于把所有打工录入的文件都交出去了。拿着尾款，我认真地去商场里逛了一整天，为自己挑登台演出用的新衣服。这是继班尼路之后的第二件衣服，我不想再被嘲笑。那是一条VERO MODA的裙子，打了半折，我仔细地问了店员“VERO MODA”怎么发音，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现在在日本遇到小众的品牌依然会很认真地去问店员这品牌的发音。以至于，在巴黎参加时装秀的时候，把品牌名称的法语发音得太标准，设计师还以为我真的会法语，造成一个笑话式的尴尬。而当年嘲笑我“班路尼”的同窗们，还穿着和“VERO MODA”差不了太多的衣服。这个世界本没有真正的屈辱，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只要我们从不曾在任何嘲弄面前放弃自己。
那个晚会上，我穿着我的新裙子演完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短剧。谢幕时，更感人至深的情景出现了，有人捧着九十九朵黑玫瑰上台送给我。送花的人我不认识，花上的卡片名字留着李东明。除了我们宿舍的人知道送花的主人长了一副猴脸外，其他人都沸腾欢呼，像参与了某个电视剧的群众演员一样入戏敬业。因为是别人替他送上台，我骑虎难下，断没有在欢呼声中不收花的道理，也只有收了。于是，我被当众打上了标签：“此女有主，男人避退。”李东明没有像上次一样在我下台后来找我，如果他找我，我还有还他花的一丝可能。可他彻底隐身了，打电话不回，他并不打算给我拒绝的机会，显然机关算尽，没有给我一点余地。那束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们宿舍。唐糖腾出一个大瓶子用来装花，摆在窗台最显眼的位置，直到全部枯萎。虽然他在我们宿舍的代号依然是猿猴，却因为这束花让所有人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奇妙的变化。我们都太小，小到还来不及考虑爱情。也有可能是我的世界太残酷，残酷到我无力考虑爱情。
两天后，晚上八点，我残酷的世界突然开始预收下学期的书钱。马上要回家了，我的钱只剩下五十大洋，本来是计划留在火车上以防万一用的。面对五百元的书钱，我一筹莫展。这么晚，就是打电话回家要钱也来不及。在那个没有支付宝和网上银行的年代，随随便便的小钱都要转两天。何况是马上要放假，大家都囊中羞涩，哪里去拿这五百大洋？不知道班上这些人是不是脑子抽风。我们宿舍只有沈晴一个人是北京的，我问她：“可不可以借你五百元，开学时给你现金也行，我到家之后汇你卡上也行。”沈晴说：“我回家问下我妈。”晚上十点，沈晴来电话说：“我妈说我家也正巧没现金。”五百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小钱，但也绝不算大钱，估计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块。这么多年，我从没问过沈晴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无论她的话真假，我穷却是真的。即使我打工打得很努力，努力到敲字敲到手腕肿痛，也无法改变我穷这个基本面貌，也并不能消减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外地女孩和沈晴这种北京女孩之间的天然障碍。我这半年所有的努力，竟然连五百块的信任都不值。很多年后我经常对我的粉丝们讲，不要怕贷款。银行肯贷给你是因为你有还款的潜能。人最穷、最无力、最落魄的时候，你想借钱都没人借给你，即使你已经足够努力。
被嘲笑、累、饿都不曾打垮我。这一次，我是真的伤了心。我几乎无力再去对抗任何歧视。我们父辈造就的我们前十八年的人生，已经成了我们无法抹去的烙印。只有经历过，才明白什么叫“生而不平等”。我第一次主动给我妈打电话，半夜在冰冷的走廊里哭到说不出话。我妈以为我遇到了什么事，急得一个劲逼问我。我说我借钱借不到，没钱交书钱。可我没法向我妈说清心里的屈辱。我妈也丝毫不能理解，在对面埋怨我说：“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都不知道省着点花，现在哭有什么用。人缘那么不好，没男朋友就算了，连个靠得住的女朋友都没有……”我听不下去，挂断，抱着电话站在白炽灯和地砖一样惨白的冬天里，孤独一人。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以为是我妈打回来的，到底还是亲妈。我接起来，准备听她继续唠叨，即使唠叨也是好的。可惜不是，是李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