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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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早上，我赶在伯恩夫妇醒来之前早早起了床，在厨房水槽里把脸洗干净，仔仔细细把头发梳成辫子，扎上两条从缝纫室废料堆里找到的缎带，穿上最干净的一条裙子，系上围裙——昨天洗完衣服后，我把围裙晾到了屋侧的一根枝丫上。

    吃早餐的时候（燕麦都结成了团，还没有加糖），我问起怎么去学校，又该什么时候去，伯恩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目光又落回我身上。她裹紧肩上黑色的佩斯利涡纹花色围巾，说道：“多萝西，伯恩先生和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学。”

    燕麦吃上去活像凝成了块的动物油脂。我望向伯恩先生，他弯下腰系起了鞋带，鬈发耷拉在前额上，遮住了面孔。

    “什么意思？”我问道，“儿童援助协会……”

    伯恩太太握起双手，紧抿着嘴微微一笑：“你已经不归儿童援助协会管了，不是吗？至于什么最适合你，现在由我们说了算。”

    我的心猛地一紧：“可是我应该去上学啊。”

    “看随后几个星期你的进展如何了。不过目前我们觉得，你最好花点时间适应新家。”

    “我……已经适应了。”我的脸在发烫，“您的吩咐我全都照做了，如果您担心我没有时间做缝纫活儿的话……”

    伯恩太太不动声色地瞥瞥我，我的舌头打起了结。“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她说，“你落下的课太多，今年死活也赶不上。再说，鬼知道你之前在贫民窟里念过什么书。”

    我顿觉一阵刺痛，连伯恩先生也吓了一跳。“行啦，行啦，洛伊丝。”他低声说。

    “我住的不是……贫民窟。”我费力地吐出那个词。因为她没有问过我，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问过我，我又接着说，“我读四年级。我的老师是乌里希夫人，我参加了合唱团，我们还表演了歌剧《光滑的鹅卵石》。”

    他们都盯着我。

    “我喜欢学校。”我说。

    伯恩太太站起身，开始收拾盘碟。她收走了我的碟子，尽管我还没有吃完吐司。她的动作很猛，银餐具在瓷器上撞得叮当响。她打开水龙头，哐的一声把盘碟和刀叉扔进水池，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手。“你这个野丫头，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了。什么最适合你，这归我们说了算，明白了吗？”

    此事就此收场，上学的事再也没有人提了。

    伯恩太太每天会像个幽灵一样在缝纫室里出现几次，但她连一根针也没有碰过。据我看来，她会追踪订单、给范妮派活儿（范妮再把活儿分派给我们）、把做好的衣服收起来。她让范妮报告进度，同时一刻不停地审视着整间屋，确保其他人都在卖力干活儿。

    对伯恩一家，我憋着一肚子问题，却不敢问出口。伯恩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如何处理这些女人缝的衣服呢（我可以说是“我们”缝的衣服，但我只不过做些疏缝和卷边的活儿，如果这么说，岂不是活像削削土豆皮，却声称自己是大厨？）？伯恩太太每天都去哪儿了？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时不时，我能听到她在楼上发出些动静，却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伯恩太太规矩很多。她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差错当着其他姑娘的面训斥我：床单叠得不够严实，厨房门没有关等。除了进进出出，家里所有的门必须随时关紧。缝纫室的门，厨房门，饭厅门，甚至楼梯顶端的门——四处的门都层层紧闭，整幢房屋因此显得森严而神秘。夜晚时分，在楼梯脚下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躺在垫子上，摩擦着双脚取暖，心里害怕极了。我还从未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即使在儿童援助协会，在病房的铁床上，也有其他女孩跟我做伴。

    伯恩太太不许我去厨房帮忙，我猜她是怕我偷东西吃。实际上，跟范妮一样，我也开始把东西偷偷塞进口袋里，要么一片面包，要么一个苹果。伯恩太太做的饭菜寡淡无味：软趴趴、灰扑扑的罐装豌豆，硬邦邦的煮土豆，稀拉拉的炖菜，而且永远不够吃。我不知道伯恩先生是真的没有注意到饭菜多么难吃，还是根本不在乎，也有可能，他只是心思不在这儿。

    伯恩太太不在的时候，伯恩先生倒是挺和气。他喜欢跟我谈爱尔兰。他告诉我，他的家族来自东海岸附近的萨利布鲁克，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在独立战争时期27都是共和党人，曾经与迈克尔·柯林斯28并肩作战。1922年4月，英国人冲进都柏林四法院大楼血洗反叛力量时，他们就在场。几个月后，柯林斯在科克郡附近遇刺时，他们也在场。柯林斯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的，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堂兄弟在场。爸爸曾经说过，在美国，只要遇见一个爱尔兰人，对方就会发誓说自己的某亲戚曾与迈克尔·柯林斯并肩作战。

    爸爸无比爱戴迈克尔·柯林斯。他会唱起革命歌曲，通常大声又不着调，直到妈妈让他安静些——宝宝正在睡觉呢。他跟我讲过许多波澜起伏的故事，例如在都柏林的克迈哈姆监狱，1916年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瑟夫·普朗克特与他的爱人格雷丝·吉福德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几小时后即被行刑处死。当天被杀的总共有十五人，就连病得站不起来的詹姆斯·康纳利，也被行刑队捆在椅子上带进院子里，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这是爸爸的原话。妈妈总是叫他收声，但他又把她打发走。“让他们知道这些很重要。”他说，“这是他们的历史！现在我们是在美国，可话说回来，天哪，我们的族人还在海那边呢。”

    妈妈自有想要忘却的理由。正因为1922年条约29，爱尔兰自由邦30随之成立，我们才被迫离开金瓦拉，她说。决意击溃反叛力量的英军袭击了戈尔韦郡的大小城镇，炸毁了铁路，经济被破坏殆尽，害得镇里无工可做，爸爸的工作也没了着落。

    嗯，都怪这些事，还有酒。她说。

    “你本来可以当我的女儿，知道吧。”伯恩先生告诉我，“你的名字——多萝西……以前我们总想着，有一天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小孩一直没来。结果你倒来了，还有一头红发。”

    别人叫我多萝西的时候，我总是忘了答应。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有个新身份，这样一来，把许多往事抛到脑后就会容易得多。我不再是那个离开金瓦拉的祖母、叔叔、阿姨，坐着艾格尼丝·波琳号横渡重洋的妮芙，不再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伊丽莎白街的妮芙。不，现在我是多萝西了。

    “多萝西，我们得聊一聊。”某天晚餐时，伯恩太太说。我看了一眼伯恩先生，他正认认真真地往烤土豆上抹黄油。

    “玛丽说你不……该怎么说呢……学得不怎么快。她说你似乎有点……不乐意学？要么就是不服管教？她说不好到底是哪种情况。”

    “不是这样的。”

    伯恩太太眼神炯炯：“仔细听好了，如果依我的主意，我会立刻联络委员会的人，把你送回去换个人来。但伯恩先生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一句你行为不端，我就把你送回去。”

    她顿了顿，喝了口水：“我想，这都是你的爱尔兰血统害的。没错，伯恩先生是爱尔兰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饶你一次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伯恩先生大可以娶个爱尔兰姑娘，但他没娶，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

    第二天，伯恩太太来到缝纫室，让我去一英里以外的镇中心给她跑趟腿。“没什么难的，”当我问她怎么走时，她不耐烦地说，“我们开车带你回来的时候，你没注意看路吗？”

    “她头一次去，我可以带她一起去，夫人。”范妮说。

    伯恩太太看上去不太乐意：“难道你不用干活儿吗？范妮？”

    “我刚做完这堆活儿，”范妮边说边把青筋毕露的手放在一堆裙子上。“都卷好边，熨好了。我的手指酸得很。”

    “好吧，下不为例。”伯恩太太说。

    为了照顾范妮的腰腿，我们慢慢穿过伯恩家所在的街区，这里的一片片土地上挤满了小房子。我们从榆树街左拐走上中央大道，一路经过枫树街、桦树街和云杉街，再右转来到主街。房屋大多数看上去很新，设计大同小异，粉刷成各种颜色，有着各色灌木，显得景色宜人。其中有些前门甬路笔直地通向门口，其余则是蜿蜒迂回的小径。快到镇上的时候，我们还经过几幢公寓楼和市郊的几家商店：一家加油站，一家街头小店，一个满是鲜花的苗圃，花朵的颜色犹如秋日落叶——赭色、深红、金色。

    “我真是不明白，上次开车回家的时候，你怎么会没记住这条路呢？”范妮说，“天哪，丫头，你还真是不灵光。”我瞥瞥她，她狡黠地笑了。

    主街上的百货店里灯光朦胧，十分暖和，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抬头望去，我发现天花板上悬挂着腌火腿，一排排货架上摆满了干货。我们挑了几包缝纫针、一些纸样和一匹粗布。付完账，范妮从找来的零钱中取出一便士，从柜台上向我递过来：“自己去买根棒棒糖，回家的路上吃吧。”

    糖果罐在货架上依次排开，五彩缤纷，口味各异，让人眼花缭乱。我仔细琢磨了好久，终于挑了一根漩涡形的棒棒糖，掺着粉色西瓜口味和绿色苹果口味。

    我撕开糖纸，准备掰一块给范妮，但范妮不要：“我早就不吃甜食了。”

    “我还不知道会有人不吃甜食呢。”

    “这是给你吃的。”她说。

    我们慢悠悠地往回走。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急着回去。带有凹凸纹路的棒棒糖又酸又甜，让我陶醉不已。吃着吃着，棒棒糖变得尖溜溜的，而我尽情品尝着它的滋味。“你得在我们到家之前吃完。”范妮说。至于原因，她用不着解释。

    “玛丽为什么讨厌我？”快到家时，我问范妮。

    “咳，她不讨厌你，孩子，她只是害怕。”

    “怕什么？”

    “你说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要怕我？

    “她认定你会抢走她的工作。”范妮说，“伯恩太太是个铁公鸡。你学一学就能干玛丽的活儿，还不用付你工钱，那伯恩太太为什么还要花钱雇玛丽？”

    我尽量不动声色，但范妮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这就是当初他们选中我的原因。”

    范妮慈爱地笑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吧。只要是个会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成，不要钱的人手终究是不要钱的人手嘛。”走上台阶快要进屋时，她说，“你总不能怪玛丽心里害怕吧。”

    从那时起，我不再担心玛丽，而是一头扎进了针线活儿里，一心让针脚间隔保持一致，仔仔细细将每件衣服熨得平整挺括，从我手里交给玛丽（或其他姑娘）的每件衣服都让我有种成就感。

    但我跟玛丽的关系还是没有什么起色。我的活儿越干越好，她却变得越来越苛刻。我把一条粗缝过的裙子放进篮子里，玛丽一把抢过去仔细端详，扯开针脚，又扔回来给我。

    树叶从淡玫瑰红变成嫣红，又从嫣红变成了褐色。向屋外走去时，我的脚下是一地松软清香的落叶。有一天，伯恩太太上下打量着我，问我还有没有其他衣服。我一直在用带来的两套衣服换洗，一件蓝白格子，一件格仔棉布。

    “没有。”我说。

    “那好吧，”她说，“你得给自己做几身衣服。”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太太开车带我去镇上，一只脚犹犹豫豫地踩着油门，另一只则时不时踩一下刹车。汽车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百货店门口。

    “你可以挑三种不同的布料。”她说，“我想想……每种来个三码？”我点点头。“布料必须又禁穿又便宜，那才适合……”她顿了顿，“九岁的姑娘。”

    伯恩太太带我到了布料区，又领我到了便宜布料的货架旁。我挑了一匹蓝灰格子棉布，一匹雅致的绿色印花布，一匹粉红色涡纹布料。伯恩太太对前两匹布点点头，却对第三匹扮了个怪相。“天哪，这跟红头发实在不搭。”她抽出一匹蓝色条纹布。

    “我觉得上身可以做点小褶边，简单又朴素；下身配条百褶裙。干活儿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套上你那条围裙，你还有其他围裙吗？”

    我摇摇头，伯恩太太说：“缝纫室里有很多被套料子，你可以用来做件围裙。你有外套吗？毛衣呢？”

    “嬷嬷们给过我一件外套，不过太小了。”

    店员量好布料，裁剪完毕，用牛皮纸包好扎上麻线。伯恩太太带我沿着大街来到一家女士服装店。她径直走向商店后方的打折区，找出了一件芥末色的羊毛大衣。这件衣服比我的尺寸足足大了好几个号，黑色的扣子闪闪发光。我穿上以后，她皱了皱眉。“嗯，这衣服很划算。”她说，“再说了，买件过一个月就穿不上的衣服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挺好。”

    我恨死那件大衣了，它甚至都不暖和；但我不敢顶嘴。还好店里有很多清仓出售的毛衣，我找到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绞花针织衫和一件米白V领毛衣。伯恩太太又帮我多挑了一件三折的灯芯绒裙子，大得不合身。

    那天晚餐时，我穿上了新买的白毛衣和裙子。“你脖子上是什么东西？”伯恩太太问。我回过了神：她说的是我的项链，通常它都被我的高领衣服遮住了。她凑近我端详着。

    “一个爱尔兰十字架。”我说。

    “看上去真怪。那些是什么，手吗？为什么心上会有皇冠？”她坐回椅子上，“我觉得真是亵渎神灵。”

    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领圣餐时得到了这条项链，又如何在我来美国之前传给了我。“握在一起的手象征着友谊，心象征着爱，皇冠象征忠诚。”我解释道。

    她哼了一声，把腿上的餐巾重新叠好：“还是觉得很怪，我有点想让你取下来。”

    “行啦，洛伊丝。”伯恩先生说，“不过是件家人给的小玩意儿，不碍事的。”

    “也许是时候把那些故国旧事扔一边了。”

    “又没有碍到任何人，不是吗？”

    我瞥了伯恩先生一眼，很惊讶他会为我说话。他朝我眨眨眼睛，好像在玩游戏。

    “碍到我了。”她说，“这姑娘用不着到处告诉人家她是个天主教徒吧。”

    伯恩先生放声大笑：“瞧瞧她的头发，她明明就是个爱尔兰人，还用说吗？”

    “对姑娘家来说太不雅观了。”伯恩太太小声说。

    后来伯恩先生告诉我，天主教徒都不讨他太太的欢心，尽管她自己嫁的就是个天主教徒。他从不去教堂，那倒是有点用处。“我俩总算相安无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