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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域辽阔，重峦叠嶂，是我国最主要的四大林区之一。
没到过大兴安岭的人，在想象中也许对大兴安岭只有“大”这一个概念，其实大兴安岭的神秘，远远超过它的名字。这里地势复杂，气候特殊，群山连绵，还有亚洲第一的哈拉哈火山群。
我到大兴安岭的第一年，可以说完全是在懵逼中度过的，当时我对“兵”这个字还没什么概念，只是临上火车的时候，我老爹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所谓的兵，其实就是服从命令。
带着对部队的憧憬我到了大兴安岭，却做梦也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条件是如此艰苦。
我们上山的前一天，是在呼玛县的连队里度过的，连队里为我们二十个新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吃的野猪肉，喝的高粱酒，老兵们出的节目，连长和指导员大谈祖国大好河山，让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兴奋不已。
可是第二天上山分配哨所，我们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大兴安岭的哨所那叫一个苦啊，住的是泥瓦房，守着大操场，吃的是冻白菜，全班三杆枪。
当时是八三年，山里的哨所还没有铺设电网，天一黑，哨所里就和老乡家一样，屋里点着煤油灯，用后来赵本山小品里的一句话来讲，整个哨站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了。
不过说实话，上山的第一天我还是很兴奋的，直到看见我们的哨所，我这颗火热的心才凉了下来。
当天由指导员带着十几个老兵陪同，把我们这些新兵一个个送到自己的哨所。我和一个山西的新兵崔文国被分到了同一个地方，看着农村大院般的哨所，我们两个都懵了。
我们班长叫马富贵，我们进院的时候，老马正系着围裙喂猪呢。
在猪圈边上的草垛子里还躺着三个老兵，这三个人嘴里叼着烟，也不知道再聊些什么，见来人了，这三人慌张的把嘴里的烟丢了，笑嘻嘻的向着我们跑了过来。
“哟，指导员来了！”
老马放下了猪食，擦着手往我们这边走。
他到了我们身边，先是瞪了一眼那三个嬉皮笑脸的老兵，随后才看向我和崔文国，问这就是他的兵吧。
当时说实话呀，看到我们班长是这副鸟样，我是从心往处的不屑呀，指导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从兜里拿出两盒烟塞给他，对他说：“老马呀，这两个兵我就交给你了，好好带着，别给我出乱子。”
指导员说完话，就带着人走了，剩下我和崔文国傻呼呼的站在大门口，也不知道该说点啥。
老马装模作样的拍拍我和崔文国的胳膊，点头说了一句不错，问我们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的，崔文国说是山西的，老马又是点头说了一句不错，随后可能他也没什么词了，就指着哨所大门口上方的标语，问我们认字吗，我和崔文国点头，那些字我们自然认得。
大兴安岭的哨所，一般门口上都有一条长长的标语，上面写着一句话“边防哨所是祖国的前哨阵地”。
当时可能不仅是大兴安岭的哨所，全国各地的哨所都是这么写的。
但后来我和云南兵聊天，他们说他们那里的哨所有的就不这么写，尤其是麻栗坡地区，他们当时和越南鬼子打仗，很多哨所的标语上都写着“别人的领土我们一寸不要，我们的领土一寸不给！”
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算是懵懵懂懂的进了军营，也正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心情下，我迷迷糊糊的度过了我的第一年军旅生涯。
我们的这个哨所，是以班为单位的，全班一共六个人，除了我和崔文国、老马之外，还有三个兵痞子。
大兵痞叫余合，是我们的副班长，老家吉林人，听说在内蒙当过兵，打过土匪打过狼。
二兵痞叫宋宝亮，外号大个子，身高一米九多，比罗爱国还壮，老家黑龙江的。
三兵痞叫郝三勤，老家四川的，小个不高，就数他蔫坏，整天装自己是文化人，我们大家都叫他嘎兵。
新兵入伍，那必然会被老兵“调/戏”，我和崔文国当时就被这三个兵痞子玩的挺惨，他们天天练我们，美其名曰科目训练，实际就是欺负新人，让我们端茶倒水替他们干活，还像个小丫鬟似的伺候他们。
这事后来给我和崔文国整急眼了，我们哥俩就和这三个兵痞子干起来了，崔文国打架不敢下重手，我可不管那些个，抓住最坏的嘎兵就是一顿猛揍。
后来老马看不下去了，就开班会批评我们，再后来我们握手言和，不知不觉一年后，大家都一个鸟样，全都成了老兵油子。
当时那个年代的哨所也不怎么规范，天高皇帝远也没人管我们，在我们哨所什么例行出操，科目训练全都没有，除了每天规定的放哨外，大家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在院里打扑克，或者聚在一起闲聊抽烟。
这些事无聊的很，咱不说也罢了，但我接下来要讲的事，却是我在大兴安岭当兵的几年里，遇见过最离奇的事件，以至于这件事在我离开部队后很久，都历历在心！
我想我们大家小的时候，一定都听过狼外婆与小红帽的故事吧？
但在现实中，您见过真正会扮成/人的狼吗？
这事不是吹的，我就亲眼见过。那是我在大兴安岭第二年见过的一只狼，它是一只独眼狼，不仅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会穿人的衣服，模仿人的动作表情！
我到大兴安岭的第二年，正赶上我们班换哨，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成兵油子了，去哪都一样，于是在老马的争取下，我们就换到了药泉山，那里的山泉特别好喝，据说后来都被国家定为了医疗级矿泉。
当时我们到了药泉山，可以说是享清福的，但有这么一天，突然山下村里来人，进哨所大呼小叫，让我们赶紧下山救人。
来人是山下鹿头旗的老乡，他说他们村里有个女人不见了。
当时军民一家亲，老马就把来人让进了屋里，给他倒杯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据这个老乡说，他们村里昨天几个女人上山挖野菜，同行好几个人晚上都回来了，就他们家的婆娘没回来。
这老乡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就心急问这几个女人，这几个女人竟然很诧异的告诉他，说她们在山上没见着这个女的，还说她们以为这个女人自己回来了，于是大家就走了，却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那个女人竟然还没到家。
一听这话老乡可害怕了，这深山老林的啥玩样没有啊，于是他就找村长，村长也没主意，就让他上山来找部队帮忙了。
本来老马听的时候还没在意，可等听完后就有些皱眉了，老马眨着眼睛看我们，我们几个也是面面相觑。
最后还是班副余合说了话，他说那女人走丢一夜了，可能是在山里遇见事了，如今老乡找来，我们是人民子弟兵，那就得帮忙。
其实老马这个人怎么说呢，他不是不想帮，而是怕摊事。
他当了七年兵，已经不能再油了，他为人的座右铭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他听老乡讲完，脑子里第一个想法是这事不能管，管了也没用，所以还不如给上级汇报，让连里派人来呢。
但当时那个年代，说句可笑的话，我们想找连队那也是很困难的。
山里的哨所落后的很，就更别说电灯电话了，回想那几年，那可真叫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我们要想下山去呼玛县找连队，那最少也得走上两天两夜的时间。
我们平时和连队的联系，基本上都是靠着每个月一次的送粮车，连里的命令也都是送粮车的司机传达的。
正因为当时山里哨所条件落后，还闹出过不少笑话，流传最广的一个，就是大兵和驴的故事。
说有一个当兵的，他在山里实在憋得慌，就找他们班长报告说：“报告班长，我要下山找小姐。”
班长看看院子里的牲口棚，头也不抬的对他说：“那不有驴吗？”，于是当兵的转身走了。
隔了没几天，当兵的又找班长：“报告班长，我要下山找小姐。”
班长有些不耐烦，指着牲口棚大叫：“那不有驴吗？”
当兵的又走了。
过了又几天，当兵的又找班长，说报告班长，我要下山找小姐。班长当时一听这话都怒了，指着他脑袋大骂你是猪吗，说院里不是有驴吗？
没想到当兵的一听这话哇的一声哭了，抺着眼泪对班长说：“班长啊，那驴可不能再干了，再干的话，驴都要怀孕了！”
这个笑话在我们那个年代当兵的都听过，大伙听了无不哈哈大笑，其实那班长是让当兵的干驴吗？他是让当兵的骑驴下山找小姐，结果这当兵的愣把驴给上了。
不过这个笑话的背后，已足以说明山上条件艰苦，所以当时老马想上报连队，那基本上是行不通的，送粮车前几天刚走，这个时候派人去呼玛县，那女人估计可就真找不到了。
于是左思右想之下，老马就开了个班会，决定听听大伙的意见，而我们的意见和余合一样，那就是时不我待，必需赶紧下山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