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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刊登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当时引了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叫瑟娜的家庭主妇写的这篇文章叫《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她就描述说她这个家庭想抵制“中国制造”。因为她发现整个圣诞节都是中国制造的，所有的玩具圣诞树都是中国造的。她要抵制，她带领她的丈夫孩子一起抵制了一年。后来她发现说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她总结说经过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制造”，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变得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都没有勇气再尝试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了。广告协会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把那个主妇找出来，让她作代言这才是定位准确的。
郎咸平：其实“中国制造”本身，也是西方欧美各国处心积虑所造成的一个现实情况。讲起来的话，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现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情况，受害者变成了靶子，真正掠夺我们的、掠夺全世界的是欧美。他们是掠夺我们这一切的，最后我们反而是受害者。
王牧笛：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了受害者。
郎咸平：对。而且我们出口到美国又碍着你什么事？美国人更可恨在哪里？这个美钞他们是可以随便印的。美国人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天天躺在家里面睡觉。他们只要印了美钞之后，就可以向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买产品，因此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我们什么钱都不赚，所有利润都透过原材料跟销售权的定价权，返给他们美国人之外，他们印的钞票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他还抱怨什么？
闫肖锋：没有。我们还会把这些美钞还给它的。我们再去买它的国债，这钱又回到它手里去了。所以看我们中国多可怜，我们真是可怜的打工仔，现在所有矛头都对向我们了，你说这公平吗？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本质。
王牧笛：而且现在西方的媒体还会给“中国制造”标注政治标签，有一本书叫《中国大诱惑》，里面有一段话说，“北京谋求用资本或者商品，让其伙伴离不开自己，从而影响它们的决策。”在西方看来“中国制造”成了中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工具了。
郎咸平：它把我们妖魔化了。因为其实美国欧洲老百姓非常单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复杂。在他们心目当中，你做产品、你制造，就是设计也是你了，你赚了大钱，他们这么想我们问题的。因为美国人就这么干的，欧洲人就这么干，而且出口的主体是谁？中国出口主体6成以上是外资企业，是他们来赚大头的利润。我们进出口总额的55%是外资，高科技出口的87%是外资。
闫肖锋：刚才说到这个政治正确，实际上还有一个道德正确。道德正确它也在很多传媒上，也在妖魔化中国。比如说以前说的劳工产品、监狱产品，这实际上占我们产品里面很小很小一部分。
郎咸平：这不可能嘛。
闫肖锋：他只要一说这样的例子，说原来我们用的都是犯人制造的产品。而且美国人有这种宗教信仰，“犯人制造”本身就带着一种怨气。但是这样的产品，在我们整个产业链里面非常非常少。经过媒体一夸大，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郎咸平：我们真是很可怜，真的被妖魔化。其实你要问我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犯人（产品）？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太不可想象了。可是人家不了解你，甚至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时，当地有些老年人还认为中国人是留辫子的。他根本不理解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媒体只要骂你什么事，他们什么都相信。
闫肖锋：对。美国人跟伊拉克打了海湾战争，一直打到现在。打了这么多年战争，很多美国中学生都不知道伊拉克的首都是哪里，伊拉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郎咸平：而且美国人甚至不知道钞票可以是别的颜色的，他们以为钞票就一定是绿色的，因为美钞都是绿色的。他们觉得很惊奇，怎么钞票还有红色的。像我们的百元大钞就是红色的，他们都不可想象的。
王牧笛：所以与这帮人打交道，不能用节奏太快的广告，信息量太大。
郎咸平：美国很多老师告诉美国学生，他们有个州叫做西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是一个独立的州，是一个真正的州，它不是弗吉尼亚州的西部。连他们自己本国的州，他们都没有搞清楚，就这么样的一个愚蠢的民族，你跟他讲这种广告，他根本看不懂。
王牧笛：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社区里这点事情，社区之外的事情很少关心。
郎咸平：我还记得我还在俄亥俄的时候，更有意思，有一架飞机坠毁了，电视上一直报道，然后记者采访，“那你下次坐飞机会不会紧张？”那几个年轻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们也没看过飞机。”
闫肖锋：所以有两个美国，一个美国是好莱坞大片里边的美国，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在电视机面前吃薯片看棒球赛的美国。那个美国实际上是很土的。
王牧笛：所以说这四家商会做这个广告，要做媒体公关、危机公关，你要考虑清楚，是跟哪个美国在打交道。我们理解的美国和人家真实的美国不是一个东西。
郎咸平：你看如果美国是很傻的话，你做这种广告不觉得你更傻吗？代表着你连一个最基本的、你的客户是谁、客户想要什么都没有搞清楚。而且我感到更可笑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商会还是广告商会，这种水平的广告商会，难怪中国广告做不好。连你的客户需要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敢上广告。我建议你们干脆把它撤了，我来帮你做还好一点。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有多远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除了有发展跨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这种结构不允许创新。改变社会结构是太大的工程，所以我看我们这制造还跟它再玩很多年。
王牧笛：咱们刚才聊危机公关，“中国制造”面临几重危机。聊到伦理因素。所谓这个“恶”，当然这种“恶”在西方看来，是一种必要的“恶”。离不开“中国制造”，包含了一种伦理的信息，有政治的标签，有刚才说价值的洼地，包括没有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包括贴牌生产OEM。“中国制造”大部分是这种，没有自主品牌的OEM。这几重危机，所以有人就会为“中国制造”想出路，就有一个媒体的想象，就是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字之差，百年的努力。
郎咸平：开玩笑，“美国创造”是几百年，才有这种创造力。我们这个教育体系，能够培养几个有创造力的人？
闫肖锋：而且我们这种板结的经济结构，都是垄断的。去创业，你让他去创新。真正高利润的那些行业全部被垄断了。你让他去研制出一种新产品，他不愿意去花这个力。宁可去跟利益集团垄断企业捆绑，去做一点小生意，都比自己辛辛苦苦去创业要好很多。
郎咸平：因为你没有这个环境。
闫肖锋：像美国的高科技，比如说美国高科技最发达的128公路的沿线。它全部是军工订单，就是军工企业的委托加工。这些高科技全部是民间制造，而不像我们，全部是垄断制造。所以实际上美国军工订单，对美国高科技的发展起着一种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就不是，所以这里边，我们说“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除了有这个发展跨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这种结构，不允许创新。包括大学生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为什么？就是为了以后到单位，好听领导的话。什么单位？公务员、国企，它就讲究这样的文化。所以这样的大学生出来就好找工作，就能够如鱼得水。你想有一种刺头，想自己有一种想法，要搞一个什么新的，到这种单位里面肯定被刷下来。所以你这样的教育体制，也不会鼓励这样的人才，所以听话跟创意构成了一个对立。
王牧笛：要听话就少有创意，是这样子啊。
郎咸平：所以你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个门槛至少短期之内是跨不过去的。要跨过门槛，整个社会的结构就要改变，不是改变产业结构。改变社会结构是太大的工程，所以我看我们这制造还要跟它再玩很多年。
王牧笛：现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制造”代表着“价廉”然后“质差”，而“德国制造”表示的是一种品质。
闫肖锋：“德国和日本制造”表示的是“品质”，“瑞典制造”是等于“精确”，“美国制造”是等于“酷”，“法国和意大利制造”是等于“时尚——Fashion”，“中国制造”等于“低价”。
王牧笛：你看历史，就会发现，“德国制造”当年也面临着跟“中国制造”一样的处境。19世纪末的时候在英伦三岛上，也是说“德国制造”进来以后，英国人要给它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在英国人看来，“德国制造”就是“价廉”、“质差”。
郎咸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也是一样的。
王牧笛：但是今天“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多牛，人家走出来了。
闫肖锋：它们是怎么走出来的？它们走出来，用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另外赶上了一次国际分工，交换，好的节点上。第三就是它们没有自废武功，没有把自己的文化毁掉了，它的设计文化一直没有断。中国所谓古人传下的这套，对生活品质的讲究的这种设计文化是断了根的。你现在再让这些设计学院的、搞建筑的，重新去把这种元素找回来，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恢复。
王牧笛：我有个亲戚去德国，回来给我带了两个小东西，从中就看得出“德国制造”的强大。他带一个指甲刀，大概7欧元一个。那个指甲刀锋利且安全性极强，非常好用。还带了一块钢肥皂，这个钢肥皂是放在冰箱里，可以除去冰箱里那些肉或什么的异味，一放进去第二天异味就都没有了。他们那种制造，对于生活细节的一个关注是我们比不过的。
郎咸平：德国、日本，整个制造的基础是从19世纪开始的。德国和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的战斗机、军舰制造都是世界领先的。在那个基础之上，才有今天德国和日本的精密工业制造业出来的。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制造业都是有历史的传承。我看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好的制造业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是在平地建高楼。
闫肖锋：“中国制造”以后也就是沿着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个路数走——傍大款经济，傍美国这个大款。目前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因为我们制造业究竟何去何从，不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这是全世界已经定位好的一个分工。虽然这个分工，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是它们这个分工是一种剥削式的分工。这种是它们定下来的规则，你想突围吗？很难突围。虽然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痛恨这种方式，但是要突围，你必须得在现实情况之下想一想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