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美)卡勒德·胡赛尼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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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米尔,我深知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父亲对你有多么严厉。我知道你有多么痛苦,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宠爱,而我为你感到心痛。但你父亲是一个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亲爱的阿米尔:被你和哈桑。他爱你们两个,但他不能公开表露对哈桑的爱,以尽人父之责。所以他将怨气发泄在你身上——你恰好相反,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当他看到你,他看到自己,还有他的疚恨。你现在依然愤愤不平,而我明白,要你接受这些为时尚早。但也许有朝一日,你会明白,你父亲对你严厉,也是对自己严厉。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亲爱的阿米尔。

    我无法向你形容,在听到你父亲的死讯之后,我心里的悲恸有多么深。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也因为他是个好人,也许甚至是个了不起的人。而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你父亲的深切自责带来了善行,真正的善行。我想起他所做的一切,施舍街头上的穷人,建了那座恤孤院,把钱给有需要的朋友,这些统统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而我认为,亲爱的阿米尔,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我知道到头来,真主会宽恕。他会宽恕你父亲,宽恕我,还有你。我希望你也一样。如果你可以的话,宽恕你父亲。如果你愿意的话,宽恕我。但,最重要的是,宽恕你自己。

    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实际上,我所能留下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了。我想你若回到这儿,兴许会有些开销,而那些钱足够让你用的了。白沙瓦有个银行,法里德知道在哪里。钱存在保险箱里面,我给你留了钥匙。

    至于我,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来日无多,而我希望独自度过。请别找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我将你交在真主手中。

    你永远的朋友

    拉辛

    我拉起病服的袖子,抹抹眼睛,把信折好,放在我的褥子下面。

    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和爸爸在美国才能相处得那么好,我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贩售旧货,我们卑微的工作,我们污秽的公寓——美国式的茅舍;也许在美国,当爸爸看到我,他也看到了哈桑的一部分。

    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拉辛汗这样写道。也许是吧,我们都曾犯下罪行,出卖别人。可是爸爸找到一条将负疚变成善行的路。而我所做的,除了将罪行发泄在那个被我背叛的人身上,然后试图全都忘掉之外,我还做过什么?除了让自己夜不能寐之外,我还做过什么?

    我又何曾做过什么正确的事呢?

    当护士——不是艾莎,而是一个我想不起名字的红发女子——拿着针筒走进来,问我要不要打一针吗啡,我说好。

    次日清早,他们拿掉我的胸管,阿曼德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我喝些苹果汁。艾莎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放下一杯果汁,我问她要一面镜子。她把眼镜举在额头上,拉开窗帘,让朝晖射进房间。她转过头说:“过几天会好看一些。去年我女婿骑摩托出了车祸,他那张英俊的脸摔在柏油路上,青肿得像个茄子。现在他又是那么英俊了,像个罗丽坞的电影明星。”

    尽管她一再安慰,望向镜子,看到它里面那个硬要说是我的脸的东西,我还是差点窒息。看上去好像有人在我脸皮下面插了根气管,然后朝里面泵气。我双眼青肿。最糟糕的是我的嘴,那一大块青紫红肿的东西,满是淤血和缝线。我试图微笑,嘴唇掠过一阵痛楚。看来我很长时间不能这么做了。我左边脸颊也缝着线,就在颧骨下面,额头上的缝口在发际线之下。

    脚上打石膏那个老家伙用乌尔都语说了几句。我朝他耸耸肩,摇摇头。他指着自己的脸,轻轻拍打,嘴巴咧得大大的,露出没有牙齿的笑容。“很好,”他用英语说,“安拉保佑。”

    “谢谢你。”我低声说。

    我刚把镜子放下,法里德和索拉博就进来了。索拉博坐在凳子上,头倚着病床的护栏。

    “你知道吗,我们越快让你离开这里越好。”

    “法鲁奇大夫说……”

    “我不是说出院,我是说离开白沙瓦。”

    “为什么?”

    “我认为你在这里呆得太久不安全。”法里德降低声音说,“塔利班在这里有朋友,他们会开始搜寻你。”

    “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来过了。”我喃喃说。我突然想起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他走进房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我。

    法里德低声说:“一旦你能走动,我会带你去伊斯兰堡[1]Islamabad,巴基斯坦首都。[1]。那儿也不尽安全,巴基斯坦没有安全的地方,但好过在这里。至少这能为你赢得一些时间。”

    “亲爱的法里德,这会把你也拖下水的。也许你不应该被他们见到跟我在一起,你有家庭需要照顾。”

    法里德摆摆手:“我的儿子是还小,但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妈妈和姐妹。”他笑着说,“再说,我又没说替你白干。”

    “就算你愿意,我也不会答应啊。”我说。我忘了自己无法微笑,想挤出个笑脸,一丝血从下巴流下来。“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为你,千千万万遍。”法里德说。

    就这样,我哭起来。我呼吸急促,泪水从脸上冲下,刺痛嘴唇翻开的肉。

    “你怎么啦?”法里德紧张地说。

    我一只手掩着脸,一只手挡在前面。我知道整个房间都在看着我。而后,我觉得很累,很空虚。“对不起,”我说。索拉博露出担忧的神色望着我。

    我又能说话的时候,跟法里德说我的要求:“拉辛汗说他们住在白沙瓦。”

    “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法里德说,慎重地看着我,似乎在想着接下来我又会为什么而崩溃。我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他们的名字:“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

    法里德把纸巾叠好,放进口袋。“我会尽快找到他们。”他说。他转向索拉博:“至于你,我今晚再来接你。别累着阿米尔老爷。”

    但索拉博走到窗边,几只鸽子在窗台上来回走动,啄食着木头和面包碎片。

    在我床头柜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我找到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一枝用过的铅笔,一把缺了些梳齿的梳子,还有我汗流满面努力伸手去拿的:一副扑克牌。早些时候我数过,出乎意料的是,那副牌竟然是完整的。我问索拉博想不想玩。我没指望他会回答,更别说玩牌了。自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他一直很安静。但他从窗口转身说:“我只会玩‘番吉帕’。”

    “真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是玩番吉帕的高手,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我给他发了五张牌。“当你爸爸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这游戏。特别是在冬季,天下雪、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玩到太阳下山。”

    他出了一张牌,从牌堆抽起一张。他望着牌思考的时候,我偷偷看着他。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父亲:将牌在手里展成扇形的样子,眯眼看牌的样子,还有他很少看别人眼睛的样子。

    我们默默玩着。第一盘我赢了,让他赢了第二盘,接下来五局没使诈,但都输了。“你打得跟你父亲一样好,也许还要好一些。”我输了最后一局之后说,“我过去经常赢他,不过我觉得那是他让我的。”我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和我是吃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

    “我知道。”

    “他……他跟你怎么说起我们?”

    “他说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他说。

    我捏着方块杰克上下摇动。“恐怕我没他想的那么好。”我说,“不过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不好?你愿意吗?”我轻轻将手放在他手臂上,但他身子后缩。他将牌放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回窗边。太阳在白沙瓦落下,天空铺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云霞。下面的街道传来阵阵喇叭声,驴子的叫声,警察的哨声。索拉博站在红色的斜晖中,额头靠着玻璃,把手埋在腋下。

    那天晚上,在艾莎和一名男性护理的帮助下,我跨了第一步。我一只手抓住装着滑轮的输液架,另一只手扶在助理的前臂上,绕了房间一圈。十分钟后,我回到床边,体内肺腑翻涌,也冒出浑身大汗。我躺在床上,喘息着,耳边听到心脏怦怦跳,心里十分想念我的妻子。

    隔日,索拉博和我仍是默默无语,几乎整天都在玩“番吉帕”。又那样度过一天。我们只是玩着“番吉帕”,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斜倚在床上,他坐在三脚凳上。除了我在房间里走动,或者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我们一直都在打牌。那天深夜我做了个梦。我梦见阿塞夫站在病房的门口,眼眶仍嵌着铜球。“我们是同一种人,你和我。”他说,“你跟他一个奶妈,但你是我的孪生兄弟。”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阿曼德我想离开。

    “现在出院太早了。”阿曼德抗议说。那天他穿着的并非手术袍,而是一套海军蓝西装,系着黄色领带,头发又涂着喱水。“你还在静脉注射抗生素期间,还有……”

    “我非走不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真的。但我必须离开。”

    “你要去哪里?”阿曼德说。

    “我不能说。”

    “你几乎寸步难行。”

    “我能走到走廊那边,再走回来。”我说,“我会没事的。”计划是这样的:离开医院,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付清医药费,开车到那家恤孤院,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然后前往伊斯兰堡,调整旅行计划,给我自己几天时间,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

    无论如何,计划就是这样,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你的朋友,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他们不在白沙瓦。”法里德说。

    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而且每次倾斜身体,总是脏腑翻动。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累得气喘吁吁。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坐在床沿。索拉博挨着我,坐在床上。

    “他们去哪了?”我问。

    法里德摇摇头:“你还不明白……”

    “因为拉辛汗说……”

    “我去过美国领事馆,”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的人。领事馆的人说,没有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白沙瓦这里没有。”

    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国家地理》。

    我们到银行取钱。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腋窝下有汗渍;他不断露出笑脸,告诉我银行的人从未碰过那笔钱。“绝对没有。”他郑重地说,摇着他的食指。阿曼德也那样做过。

    带着这么一大袋钱开车驶过白沙瓦,真有点胆战心惊。另外,我怀疑每个看着我的大胡子都是阿塞夫派来的塔利班杀手。而令我恐惧的是:白沙瓦有很多大胡子,他们都盯着我。

    “我们该怎么安置他?”法里德说,陪着我慢慢从医院的付账办公室走回汽车。索拉博在陆地巡洋舰的后座上,摇下车窗,掌心托着下巴,望着街上过往车辆。

    “他不能留在白沙瓦。”我喘着气说。

    “是的,阿米尔老爷,他不能。”法里德说,他听出我言下之意,“我很抱歉,我希望我……”

    “没关系的,法里德。”我说,设法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你还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条狗站在汽车旁边,用后腿支撑着身子,前爪搭在车门上,摇着尾巴。“我想他现在应该到伊斯兰堡去。”我说。到伊斯兰堡要四个小时,我几乎一路睡过去。我梦到很多东西,而我所记得的,只有大杂烩似的景象,栩栩如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旋转架上的名片,不断在我脑里闪过。爸爸为我十三岁生日腌制羊肉。索拉雅和我初尝云雨,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耳里仍有婚礼音乐的袅袅余音,她涂了指甲花的手和我十指相扣。爸爸带我和哈桑到贾拉拉巴特的草莓地——主人告诉我们,只要买四公斤,我们就可随意大吃,最后我们两个撑得肚子发痛。哈桑的血从臀部的裤子滴下来,滴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么暗,几乎是黑色的。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雅米拉阿姨拍拍索拉雅的膝盖说,只有真主最清楚,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爸爸说惟一的罪行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偷走了人们知道真相的权利。拉辛汗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儿有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