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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简直不认识弟弟了。他完全变了样。谢廖沙让姐姐坐下,便说:
“你参加共青团吗。不明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不信?喏,给你看这个!”
瓦莉娅半信半疑。
“我能干什么呢?”
谢廖沙笑了。
“什么?干什么?姐姐!要干的事儿可多了。必须发动群众。得把大家召集起来,谈谈苏维埃政权问题,我也得讲话。可是,你知道的,我讲不好。唉,对了,你入团好吗?”
“我不知道。妈妈会生气的。”
“别管她了,瓦莉娅,她不懂。她光想看到孩子们围在身边。她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只是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打仗,这不公平。你还记得朱赫来是怎么说的吗?想想保尔吧,现在我们可以做主人。怎样呢?瓦莉娅,你应该入团的!你发动姑娘们,我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熊,我今天就把他拉进来。瓦莉娅,你参加不参加呀?瞧,我这儿有本小册子,就是讲这事儿的。”
他拿出小册子,递给姐姐。瓦莉娅望着弟弟,轻声地问:
“万一彼得留拉匪兵又来了,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跟大家一块儿撤走。可你怎么办呢?妈妈会伤心到极点的。”他不说话了。
“你替我报名吧。谢廖沙,不要告诉妈妈,也别告诉任何人,你知我知就行。我来帮你,这样妥当些。”
“可以,瓦莉娅。”
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娅。她要加入共青团,不过不要让我妈妈知道,行不行?万一咱们得撤退,那我当然扛起枪就走,可她舍不得扔下妈妈。”
伊格纳季耶娃仔细听着,回答说:
“行。这样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说个不停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中学和高小的学生。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在演奏乐曲。
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开大会,不如说是看演出。
幕布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金同志登上讲台。
他身体瘦小,长着尖鼻子。大家挺感兴趣地听他演讲。他俨然是位演说家,使用了那么多的诸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这一类术语,听众似懂非懂。他讲完,全场热烈鼓掌。下面轮到谢廖沙了。
谢廖沙脑子里一片空白。“讲什么呢?怎么讲?”
伊格纳季耶娃从桌后小声提示:
“你谈谈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沙立即谈具体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已经全听到了,现在咱们必须成立支部。你们谁赞成?”
全场静悄悄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过来帮忙了。她给大家讲述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站在旁边,很是尴尬。大家的冷淡态度,使他心里挺不痛快。
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讲话。几位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扑着粉,正交头接耳地讲话。在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发现,自己认识的那个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瞪着打扮入时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毫无顾忌地说笑。
丽达发现没人在听,便很快结束讲话,让伊格纳季耶娃接上来。伊格纳季耶娃讲得沉着从容,使听众们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认真想一想。我相信,你们当中会有一些同志积极地投身革命,而不是作旁观者。大门为你们敞开,希望你们进来。希望你们自己也来谈谈。想发言的就请讲吧。”
又是一阵沉默。
不多时,后排有人喊了起来:
“我要说说!”
米石卡·列夫丘们夫两眼微斜,像头小熊似的挤上台来。
“我报名参加共青团,谢廖沙了解我的。我要加入。”
谢廖沙眉开眼笑了。
“同志们,这下看见了吧!”他立刻冲到台中央,“米石卡是自己人,他爸爸被火车轧死了,米石卡是自己人。他虽然没念完中学,但是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事业。”
场子里议论纷纷。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房老板的儿子精细地梳着高耸的飞机头。他说:
“同志们,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干什么。搞政治吗?我们什么时候读书呢?我们得念完中学吧。搞政治,弄不好会杀头的。我想,还是算了吧。”
场内一阵哄笑。奥库舍夫跳下台。下面发言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用愤怒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使劲地喝问:
“你们笑什么?”
他的眼睛几乎冒出火来,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是个孤儿,要饭长大的,活着不如一条狗,跟他们这些少爷小姐不一样。红军收留我,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给我衣穿,教我识字,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死也不变心。我知道它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战斗。你们不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两百个同志牺牲了……”扎尔基的声音响亮有力。“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献出了生命……在所有的战场上,都有人在牺牲,可你们却在起哄。同志们,”他突然一转身,冲着主席台说,“找他们来有什么用,他们知道什么?不!饱汉不知饿汉饥。刚才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他冲台下怒喊,“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我们不会求你们的!”他吼出这句话,冲下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主席台上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参加晚会。当他们返回的时候,谢廖沙沮丧地说:
“糟透了!扎尔基讲得有理。咱们找这帮中学生只会惹一肚子气。”
“很正常。”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他们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必须在工人中间入手。你要特别注意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群众大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学生当中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宣传我们的思想与口号。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将召开一系列大会。宣传列车近日到达,我们将把工作全面铺开。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深夜,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临别,谢廖沙紧紧握住她的手,丽达浅浅一笑。
谢廖沙返回市区,顺路回家一趟。
任凭母亲怎样责骂,他都不作声,不反驳。但是父亲参加进来,他就积极地反攻:
“爸爸,你听我说,德国人在的时候,你们罢工,还打死押车的德国兵,你想到家了吗?想到的。但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使你这样。我知道万一我们撤退,那么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就翻身了。爸爸,你理解我吗?咱们讲和吧,妈妈也会好起来的。”他看着父亲,充满了期待。
扎哈尔·勃鲁扎克坐在凳子上局促不安。终于,他微笑了。
“小滑头,你来教育我吗?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抽你了。”
不过这语气并不严厉。他犹豫片刻,握住儿子的手,说:
“谢廖史卡,你继续干吧!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只是别忘了我们,常来看看。”
夜晚,门半掩着,透出一道光亮,照在台阶上。大房间里正在开会。屋里有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羊皮帽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个革命委员会委员——铁路工人、身体魁梧的舒季克,机车库工人、鼻子扁扁的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盯着伊格纳季耶娃,嗓音嘶哑,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可是投机商哄抬物价,他们不接受苏维埃纸币,只要旧币。今天咱们就规定一些价格。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会把货藏起来。那样咱们就搜,征购吸血鬼们的全部货物。我们绝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工人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 警告我们别干得太过火,我说这正是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有些大商人藏了大批货物在地窖里边。”他露出嘲讽的微笑,瞧瞧季莫申科。
“你打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吃惊地问。
他感到懊丧,这本是他的职责,却被多林尼克抢了先。
“嘻嘻!”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不仅知道这个地窖,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司机一道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的脸涨红了。
“我是听谢廖沙讲的。他有个朋友,好像在车站食堂干过活儿。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起,以前食堂的所有需要,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可靠的情报:肯定有个地窖,在一个不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跟谢廖沙一同去吧。一定要在今天就搞个水落石出!成功了,我们就有物资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那个酒馆老板的家,两人留在外面看守。
矮胖的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一条木头腿橐橐地响。他迎接进来的人,问:
“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女儿们。隔壁房间里,一身肥肉的老板娘在一边穿衣,一边叹气。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
“搜查。”
搜遍了所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发现秘密地窖的影子。
厨房旁边狭小的屋子里,饭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佣人正在酣睡,她睡得那么熟,有人进屋也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是谁?是这儿的佣人吧?”他问道。
她拉起被子,用手遮住电筒光,惊疑地回答:
“是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谢廖沙解释了一下就退出去,让她穿好衣服。
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在盘问老板。他喘着粗气激动地说话:
“你们别浪费时间了,我没有别的地窖了。相信我吧,我是开过饭馆,可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那群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儿打死我。我拥护苏维埃政权,可是我真的没什么东西了。”说着,他很无奈地摆摆手。
季莫申科烦躁地咬着嘴唇。
“看看季莫申科烦躁了!你还是讲出来吧?”
“哎呀,军官同志,您干什么呀?”老板娘插嘴,“我们自己也很惨呀!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哭一场,可是挤不出眼泪来。
“饿着肚子,却雇着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嗨,算什么佣人!不过是个住在我们家的穷姑娘。她没地方落脚。让赫丽斯季娜自己告诉你们好了。”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了,大声喊,“继续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