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办不了的绑架案

狐狸猫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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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完了上一宗案子的第一个大好周末,易文翰是绝对不可能遵从父亲易蕤的命令去江畔鼓楼参加什么相亲会的,为了躲清静,他干脆谎称要去图书馆。

    如果是别的理由,那绝对要排在相亲之后,过不了易蕤那一关,可是去图书馆这招屡试不爽,只要提出来,保准过关,甚至易蕤还会催促易文翰快去,一定要认真读书,满载而归。

    每一次,易文翰都在图书馆里看小说,每一次都算是满载而归,可是对易蕤来说,都是一无所获。因为易蕤希望易文翰在图书馆里汲取的不是知识的营养,阅读的乐趣,他要的是——夺回家业。

    每一次易文翰从图书馆回来,易蕤都会追问:“找到证据了吗?”

    易文翰都会做出大失所望的夸张表情,捶胸顿足地说没有,但是他一定不会放弃,哪怕是跑遍全市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图书馆,他也一定会完成父亲的嘱托和理想,找到能够帮助他们父子俩夺回家产的证据。

    为啥夺回家产的证据要到图书馆里去找?那是因为这证据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早就被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为啥要夺回家产?那是因为易蕤坚信他才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傅承制药集团的继承人,他才是傅家真正的血脉。

    尤其是在易蕤看了最近电视台热播的连续剧《我不是药王》之后,他天天念叨着“这一切本该是属于我的”“电视里演的都是假的”“老天不开眼,让强盗夺了祖上基业”,愤慨的情绪和夺回家产的欲望愈加强烈。自然而然,易文翰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儿子,考警校,将来当个大侦探,查清楚当年的真相,纠正历史的错误,夺回家业!”

    “爸,我想当老师。”

    “你有点志气,一个男孩子,当什么老师?”

    “当老师跟男女有什么关系?而且谁说当老师就没志气了?我就想当个老师,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不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志气?不许当老师,就得给我当警察!”

    “爸,当警察也只能查当下的案子,跟你的理想没关系。”

    “爸爸也想过了,想来想去,想要夺回家业,只能靠你。你将来只有弃笔从戎,当警察,才能找到证据,帮咱们夺回家业。”

    “爸……”

    “孩子,你作为我的儿子,注定这辈子责任重大,注定轰轰烈烈,不能平平淡淡。你可不要辜负爸爸给了你的好血脉!”

    “爸……”

    “不用废话,考警校,不然就不是我儿子!”

    当年易蕤这个霸道总裁就是这样把易文翰的一生安排得明明白白。如今,易文翰纵然已经做到了刑警队长的位置,纵然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但有一件案子,他始终办不了,那就是易蕤对他的道德情感绑架案。

    易文翰当然是在表演,他才不相信自己是什么名门望族的后代,只有天天做梦发大财的父亲才坚信这一点,究其原因,不过是祖辈传下来的只言片语。易文翰坚决怀疑这只言片语的真实性,搞不好就是财迷父亲自己根据主观意愿加工的。

    “爸,我要去图书馆!”易文翰一大早便如同小学生宣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对着父亲骄傲地表态。

    易蕤刚要开口提相亲会,一听儿子如此有正事儿,以家族利益当先,也只好把相亲会的事儿咽下去,鼓励儿子:“加油,儿子,咱们家的未来就全靠你了。”

    易文翰没有去图书馆,而是逃到了市局的办公室躲清静,他打算在这上上网,睡睡觉,度过一个轻松清静的周末。

    一局终了,易文翰起身舒展身体,一歪头,无意中看到了文件柜里格格不入的笔记本。

    不久前吉时说这东西就是个证据,证明了一个名叫乔川的民国侦探恬不知耻。但因为是共同财产,他无权私自处理,所以给了自己,还说这就是他的报恩。如果自己不喜欢,便可以丢掉。

    当时易文翰根本没在意,随手一丢。现在有时间也有点兴趣,不妨看看,到底这是怎么样一个证据,吉时的鉴定是否合理。如果真如吉时所说,那么干脆就把这东西给丢掉,免得占地方。

    翻开第一页,第一行,笔记记载的时间是民国20年3月10日。

    就从今天开始记录这本侦探笔记吧,因为今天注定是改变我一生的一天。

    现在是下午5点,我身在北城苏公馆的客房,用客房里的笔记本和钢笔记录这几个小时发生的种种……

    好在经过这番书写梳理,我找到了突破口,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我,大侦探乔川,注定不会在苏公馆里陨灭,相反,苏公馆的惨案会是成就我大侦探名誉的一块踏脚石。

    易文翰了然微笑,吉时说他就看了两篇笔记,也就是这两篇。原来吉时所谓的乔川恬不知耻是指乔川抄袭了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

    乔川笔下的案子,无论是人物关系还是核心诡计,可不就是跟《尼罗河上的惨案》如出一辙吗?只是加了前面一个小儿科的恐吓案,再进行本土化改编而已。

    最重要一点,乔川在笔记的开篇第一行就设置了他整本笔记的核心诡计——时间。乔川笔记的第一行就是在说谎,这本笔记根本不可能是在民国20年,也就是1931年记录的,因为他所抄袭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当时还不存于世。

    但是,吉时有些太草率,想当然了。他易文翰不同,他是刑警,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习惯性反向思维,对任何表象都存有怀疑。

    这本笔记没有看到最后,就这样轻易下结论显然是不妥的。就像案子,哪怕是他已经写了结案报告,也还得再去检察院和法院转一圈,法官宣判都不敢说百分百能够还原案件最真实的情况。

    如今吉时就凭他浅尝辄止看了两篇笔记就敢给一个故去之人盖棺定论他是不是恬不知耻,这也太草率儿戏了。

    易文翰的兴致更浓,他抱有一丝希望,继续看下去,能够得出跟吉时不一样的结论。这笔记,这案子,还有反转。